[zz]义乌：成长的烦恼——一个县级市的思想解放风波 
2008年04月22日 18:24:52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23/content_8029777.htm

[qimans]：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专题报道，推荐之。义乌是浙江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义乌的烦恼也正是浙江发展所面临困难的体现。小商品、低附加值、低技术、无品牌、大量的民间资金、创业激情的减退和现有体制的冲突，无不成为义乌成长过程中不得不克服的难题。

【编者按】2008年2月25日，义乌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当地近年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动员大会。面对全市5300多名干部群众，金华市委常委、义乌书记吴蔚荣对当前影响义乌创业创新的思想障碍进行了一一“亮丑”，把当前迫切需要确立新思维的一系列问题，归纳为“十问义乌”，要求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和村级集体集中几个月时间，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
    50多天前义乌市委主要领导的严厉措辞和十项拷问,显然不是姿态。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浙江的县级市义乌在浙江全省“创业创新”总战略的引领之下,非常认真地启动了自己的解放思想步骤。

十问义乌

    义乌未来发展蓝图如何描绘，
    义乌市场能否“强者恒强”，
    义乌服务业的生长空间有多大，
    “义乌制造”何时不再贴牌生产，
    义乌都市离真正的国际化有多远，
    义乌新农村怎样实现再突破，
    义乌环境如何再创体制新优势，
    义乌居民如何共享发展新成果，
    义乌高地如何引得更多“凤凰”来，
    义乌如何实现区域合作共赢。

义乌的盛世危言——义乌“解放思想,创业创新”背后 
2008年04月22日 18:49:39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义乌的危机感含有“提前量”

    2008年2月28日,家住浙江省义乌市杭畴村的冯汉胡在自己门口放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招烫袜工2名”。“今年招工特别难,跟大家一交流,
情况都差不多。”今年60岁的冯汉胡,从1985年就开始在自己家里生产袜子,现在家里30多台织袜机器,20多名工人。

    数月前,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来村里调研时,对老冯和村子的发展现状显出些许惋惜。

    他在一个场合感叹:杭畴村是义乌做袜子最早起步的村,有近20年的历史,但现在机器设备还停留在最传统的织袜机上。想想看,宗谷音、翁荣弟最初的时候也是骑着破自行车、拖着拖鞋,到他们村里进货的。

    宗谷音、翁荣弟分别是梦娜控股和浪莎集团的老板,他们的公司已成长为中国顶级袜业企业

    在华东理工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叶海平教授眼中,老冯这样的模式,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技术含量低,容易被人复制,势必面临着越来越惨烈的竞争,而这正是整个义乌模式的缩影。

    “义乌发展到现在其实是遇到了一个瓶颈。突破这一瓶颈,涉及到观念、制度、政策等一系列的问题。”叶海平教授说。

    义乌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市场正是由老冯这样成千上万个老板“撑”起来的。在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下,他们能赢得未来吗?

    盛世危言

    某种程度上说,义乌的领导层是先于民众意识到了盛世下潜藏的危机,并且向民众发出了含有“提前量”的危言。

    2008年2月25日,经数月酝酿,“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动员会在义乌梅湖体育馆举行,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针对义乌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危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发言，对当前影响义乌创业创新的五大思想障碍一一“揭短”,并抛出了包括“义乌市场,强者能否恒强?”“义乌,离真正的国际化还有多远?”等在内的十方面问题,每一问皆关乎义乌长远发展,媒体称为“十问义乌”。义乌市党员干部、经营户代表、市民代表共计5300人参加了大会。此后“大讨论”活动持续在义乌展开。4月2日,大讨论的推进会举行, “十问义乌”细化分解为26个重大调研课题,进入查找问题建言献策阶段。

    对于义乌人来说,这次讨论是在浙江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强力推动进行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十七大精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盛的决定》指出,浙江在新时期新阶段要实现新发展,形成新优势,关键取决于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的义乌是创业创新的结果，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坚定不移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非常切合浙江包括义乌的实际,去年9月参加省委一次座谈会,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强调的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创业创新,更是极大地触动了我们。”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吴蔚荣提醒的对象中就包括杭畴村的冯汉胡。20多年前,老冯绝对是风云人物,义乌却鲜为人知。

    老冯当时从事的是义乌著名的“鸡毛换糖”行当。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冯常进袜子的厂有些旧机器要淘汰,老冯拿了回来在家里生产袜子。这让老冯很快淘到第一桶金,并带动村里人开办小型袜子生产厂,“鸡毛换糖”的商人们开始到杭畴村进货。1990年老冯获得“富民书记”的称号,如今这块铜牌仍挂在二楼客厅的显眼位置。

    90年代前期,在老冯的带动下,杭畴村200多户人家生产袜子,成为最早的袜子生产专业村。但此后老冯却由于不愿离家和土地宏观调控错失两次发展机会。

    如今,老冯住在几年前在自家屋基上盖起了6层楼大楼里,这一临街大楼每层300多平方米,仍旧显得气派,然而五层六层原拟的工作宿舍却空着。老冯仍旧生产袜子,每双袜子赚取一毛多利润。

    这份薄利在今年显得难以维持。“工人特别难找,有两三个工人今年不能再来,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人。现在还能应付,但如果一直这样怎么办?”老冯说。

    位于义乌市香山路的劳动力市场上,老板们举着小纸牌穿行其间,纸牌上写明招工要求和薪水。

    “什么都不会的话,一月拿1200元,包住,做得好可拿近2000元。”一位饰品厂负责招工人员说。他说,半年前的生手保底工资是1000元。一位来自江西的女性务工者则对眼下工资水平不满,“猪肉都要13块钱一斤,工资不见上涨,而且需要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0点,太辛苦了。”

    “便宜”之惑

    今年3月,一本由日本大学教授撰写的书籍——《义乌,百元店的故乡》出版。书中介绍,近两年日本百元店达到了15万家之多,店里所有出售商品的价格都统一为100日元(折合约6.16元人民币),而“几乎所有的物品都来自中国义乌”。

    全世界1/4的吸管、1/3的袜子和7/10的玩具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义乌是这些产品在中国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以微小的利润,巨大的数量获取利润,义乌人的经商之道从本世纪初开始就不断遭受质疑,有观点认为,义乌整个市场的利润已经被极度摊薄,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蔚荣说起过自己在俄罗斯、乌克兰访问的经历。“他们向我介绍,义乌大陈村有三家大的衬衫企业在那里经营,号称‘三剑客’。我就专门到他们的摊点上去看。我问他们,你们卖的衬衣最贵的一件多少钱?他们说,档次最高的是28块,比较便宜的是8块。”

    统计数据显示,义乌企业生产的小商品60%出口海外,但其中至少70%是贴牌生产,赚取的只是加工费。

    浙江顺时针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黄娣说,她在低价格战略中“很受伤”。她说,中国太喜欢用低价格战略了,新上市一套衣服,很快就有企业买回来分解,然后按照同样的样子做出来销售,“而他的价格可能是我们的一半”。

    义乌全市工业企业2.6万多家,产值超过10亿的企业只有1家。2007年,在金华市百强企业排名的前20名中,义乌企业只有2家,并且其中一家是电力公司。一个背景是,近些年来义乌实施“贸工联动”战略,近十年,已是义乌历史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市场大市要同为工业强市,任重道远。”义乌市长何美华感叹。

　　资源瓶颈

    “企业的成本一直在增加。”一直关注企业经营外部环境的盛常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是义乌市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科长。

    盛常明说,首要的问题是土地等要素严重制约企业发展。义乌可建设用地只有317平方公里,“七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是生活生产居民点”,而义乌以前是个农业大县,农保率过高。

    土地一直是稀缺资源,义乌商业服务用地最高拍卖到22万元一平米,创造中国之最。

    一份报告指出,近年来,义乌经济高速增长,然而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要素资源严重告急,一是建设用地匮乏,市域可建设用地仅为317平方公里,土地资源极为有限;二是水资源紧缺,据初步估算,到2010年,义乌的水资源缺口将达1000万吨以上,到2020年将缺水8000万吨以上;三是电力紧张。

    “这个前提下,发生一些资金外流、企业外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义乌的用地成本上升了,人家要向成本低的地方走。”盛常明说。

    除开土地问题,“最近各种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劳动法的影响我们这里有一点,不如温州大,因为我们大头是流通市场。我们苏溪工业区那边,有一些小企业倒掉了。如果法律具体实施了,压力也会很大。从长远说,淘汰掉一批也是必然的。产品利润本来稀薄,成品价格上不去,说到底就是不行。”盛常明说。

    更大的问题是,由于生产单位小,研发投入上不去,产品升级就成问题。是企业整合还是政府引导,是个课题。“我们有这个想法:以行业协会形式促进企业抱团,掌握整体小商品生产经营的话语权,从技术到品牌的行业标准。现在只是在一些产品或行业上有话语权。这个模式还在研究中”。

　　市场分割

    银式圆圈耳环4块5一对,但必须买100个,精美小熊手机挂链2块一个,但必须买一包。

    在浙江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里,成千上万个店主以最低的价格,出售着“你能想到”和“你想不到”的各种东西。几十家以上生产商生产的同类产品依次排开,买家可以近距离的,货比几十家甚至几百家。

    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买主,不仅在为小商店采购,而且也为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寻找商品,联合国难民署也在这里设立采购点。

    “如果你在每个摊位前停留三分钟,那么你走完所有的商铺,需要一年。”义乌人几乎都会自豪地讲这句话。这里有超过5.8万个摊位,经营着42万多种商品,一般认为世界上轻工业品约有50万种,而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内流通的种类就占了80%以上。

    2月28日,本刊记者看到国际商贸城三期主体楼已基本成形,相形下硕大的吊车都显得娇小,该项目第一阶段预计于2008年10月完工并投入使用。据介绍,届时连为一体的国际商贸城一、二、三期相当于3个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面积。

    走进国际商贸城,摊位不如想象中的热闹,摊主也不欢迎零售的客人。但平淡背后是惊人的业绩:连续17年居中国市场交易之首,平均每天近1500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实际是展览展示与洽谈接单、电子商务的有机结合,近几年场外交易额越来越大。”国际商贸城一期分公司经理张其真说。

    义乌之外的有形市场试图分一杯羹。2006年,距离义乌仅8公里的东阳,开始修建东阳世界贸易城,该贸易城总投资达55亿元,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设计规模商铺2万间。

    与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次只给予商户3～5年经营权的做法不同,东阳世界贸易城采取的是对商户一次性卖断50年经营权的模式,每年租金均价在400元/平方米上下。这也成为东阳世贸城最有杀伤力的超低价“武器”,少部分义乌市场经营户购买了东阳世界贸易城的摊位。就在“卧榻”之侧,义乌小商品城遭遇自创设以来最直接的竞争。

    另一种挑战则来自“无形”市场。

    义乌小商品城一直是众多B2B巨头争夺的对象。阿里巴巴早在2003年开始进驻义乌,并不断加大在义乌的市场开发力度。以搜索起家的谷歌,也在义乌摆开了架势,欲在庞大的资源中分一杯羹。

    与此应对,义乌市利用有形资源开展电子商务的公司共有100多家。此外,官方网站“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改版后于2007年正式上线,并由“义乌中国小商品数字城”正式更名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义乌的无形市场发展是群雄逐鹿、诸侯混战,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无形市场发展的主动权,将会对有形市场造成伤害。”义乌市长何美华担忧。而在何美华看来,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搭配,带来的有挑战也有更多机会,其中考验的是手腕。

　　激情之本

    一边是企业低附加值的生产,一边是热钱涌动。对于一个市场平台期的城市而言,应该保持怎样的警醒?

    “不管是庞大的房东经济造成的满足,还是越来越难做的生意,归结起来,义乌最大的问题是创业创新激情消退。”义乌当地人士坦言。

    而曾有领导同志夸奖:义乌是全中国全民创业创新精神最好的地方。

    义乌人在称许之下感到的是警策。在2005年的全国百强县排名中,义乌排名第12位。当地人士分析,义乌面临的情况是前面的标兵跑得快,后面的追兵又很近。相对于有区位或资源优势的城市,义乌只能依赖创业创新。“流通市场本身含有极大的优势流动性。历史上繁华的米市、票号,都曾在一夜之间衰落。只有危机感,而且是含有提前量的危机感,才能使义乌生存!”义乌政府顾问陆立军说。（记者吴芳兰、特约撰稿黄倩婕/浙江义乌报道）
 

体制冲撞与突破 
2008年04月22日 18:45:08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在义乌，老外都开始上访了

    1974年出生的武雅斌现任义乌市副市长,分管会展,年轻的他是来自商务部的第三任挂职干部。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新义乌人,会站在义乌的角度考虑问题。”武雅斌说。

    但是武雅斌也承认,作为挂职干部的他起着义乌和商务部之间桥梁的作用,前者某种意义上是后者的“试验
田”,后者则引导和支持前者的一些扩权和改革要求,比如外经贸方面权限的下放。

    商务部之外,外交部也下派干部到义乌挂职副市长。

    义乌和中央部门的这种亲密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县级市的想象力和体制框架,这自然是义乌所望却并非出自义乌强求,审视之下更多是双向需要。“在义乌可以经历到在部里经历不到的，”武雅斌说。这是县级市义乌在2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条块限制、获取体制空间的一个例证。这样的需求和突破,在今天仍处于进行时。

    “小大人”的责任和角色

    “一阵子没去丈母娘家,居然找不到路了。”做了5年的哥的王师傅说起义乌的发展略显夸张。让他更有切身体会的是轻微物损交通事故办法的改进。

    2007年8月义乌在全国率先实施了《机动车轻微物损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双方车辆物损总值低于3000元的,当事人可自行协商,去事故定损中心理赔解决,不需在现场等交警。今年3月6日起,物损额度从“低于3000元”提高到“不超过4000元”。

    王师傅说,义乌私家车保有量高,路上很堵。小碰擦大家互留电话,然后通知保险公司,再自己送去修理,十分方便。

    日前,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长王辉忠在义乌调研时,对该办法给予高度评价,要求在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推广。

    8年间一直来义乌采购货物的土耳其商人张大力(自取的中文名)说,以前他办理签证和居留需到金华市,现在则可就近到义乌出入境管理处,方便多了。

    张大力不知情的是,2002年国家海关总署批准,义乌成为全国唯一享受出入境管理权限的县级市,可以受理、审批、制作、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证。

    张大力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人方便货不方便,办理货物出口时排队和等待的时间长。背后的情形是,义乌只设有金华海关的一个办事处,“只有10多名工作人员,却承担了整个金华海关辖区90%以上的出口业务,工作量可想而知,而且办事处连一个分支机构都不算,许多事项要报到上面去办。”义乌市发改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义乌的新一轮海关事务扩权正在酝酿之中。

    从1992年到今天,义乌经历了四次强县扩权,其中第四次是作为浙江全省唯一的试点县。同时,义乌自身推出了以外来工当选人大代表、外籍人士旁听两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创新。这样的双向开拓一直在进行,却犹有不及之感。

    “人家义乌外国人都开始上访了。” 一位浙中县市官员曾几分欣羡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如是描述义乌之国际化。面对发达的小商品市场盘子和庞大的外国人群体和资金、物流,义乌像一个“小大人”,不得不适应远远超出一个县级市的责任和角色,它有理由要求穿上成人的衣服。

    扩权之余的掣肘

    “前三轮扩权中,义乌从中央、省、地级市一共得到了600多项下放权力,涵盖了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各个方面。”一位政府人士说。据悉,这些权力将在近期推广到其他经济强县。

    浙江先后于1992年、1997年、2002年三次开展经济强县扩权改革。2007年底,义乌被确定为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的唯一试点城市。此外,472项原先只有地级市享有的权限于近日扩大到了义乌,除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省级部门制定和下达的各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计划和指标,凡是安排到设区市的,都扩大到义乌市。还有的突破是除市委书记外，义乌市长可以高配。2007年中，时任金华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副厅级的何美华赴任义乌市长。

    外部扩权伴随着内部的革新过程。义乌开创了很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改革;第一个引进民间投资,实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第一个实行跨区域水权交易;第一个外来民工当选为人大代表等。

    虽然经历了多次扩权,也得到从中央部委到省、地的放权支持,但既有体制还是常常导致有形无形的掣肘。

    “有些事项,省里扩权态度坚决,金华也很支持，但从条块方面讲,很多垂直部门和省政府关系是交错的,这就造成不一致的困难。最突出的是海关、金融权限,现在还放得不够或者说没有放权,与义乌的经济现实非常不适应。”义乌市发改局体制改革科长徐剑称。

    一个实例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授权,义乌法院已成为全国可以统一管辖一审涉外民商案件的基层试点法院。

    “但是在涉外商业纠纷中,在国际上惯例是仲裁为第一步。由于现在仲裁机构只能设在地市一级,好多纠纷不必要地走到法庭上,加大成本。”

    在徐剑看来,放权本身不是目的,意义在于方便市场主体办事和加强市场监管。

    一个紧迫的需求是监管洗黑钱。义乌跟200多个国家有资金往来,一些没有贸易背景的流入资金,很可能利用人民币升值机会套利出境,漂白自己而且摇身成为“热钱”。对此监管不力迟早会成为大问题,但驻义乌的人民银行支行没有足够的权限。“义乌目前只有人行外汇管理局的一个科,对外挂局的牌子,如果人行有分行权限,监管就会加强很多。”

    金融权限的掣肘,正是义乌目前最感痛切的问题之一。义乌的优质客户吸引着众多外资银行,早在2006年,根据许多外资银行透露的目标客户标准,义乌一地就达10万人以上。但限于县级市的级别,目前外资银行仍然难以进入义乌。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县级市只能设立支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设立分行上则有严格的指标限制。

    2006年12月28日,浙商银行义乌分行正式开门营业,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县级市设立的第一家分行。“这非常不容易,因为在金融管理方面,人行总行规定,很多权限县级市没有,必须到地级市。而商业分行进入、外资银行进入,都有指标限制。”浙商银行义乌分行副行长景新焕说。

    此前浙商银行在义乌只有支行,不是法人机构,带来的一个明显限制是企业授信额度仅为200万元,超过限额只能向分行申请,来往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不少商业机会在这样的“传递”中丧失。

    义乌去年得到三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的指标限制。继浙商银行之后,兴业银行也获得分行权限,更多的银行仍然在争取之中。目前,义乌市已有16家银行机构,此外中信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等3家正筹备在义乌开设分行,预计在今年6月营业。

    “义乌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其他强县正在或者即将遇到,对其他强县有借鉴作用。”徐剑说。一个例子是,2006年义乌扩权试点的成果,浙江省有可能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行业协会作用凸现

    行业协会的作用,是义乌体制革新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钟表协会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2003年4月,义乌钟表企业自发成立了钟表协会,义乌市广华电子钟表有限公司董事长骆华文是牵头人。

    他回忆,过程并不顺利,头3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他自己带头,自掏腰包100多万,领着七八个筹备人员去联系协会。

    谈起成立钟表协会的目的,骆华文很直率,“因为企业一直很难拿到土地,成立协会后,可以用协会的名义去拿地。有个组织可以代表整个钟表行业和政府之间进行沟通。”

    协会成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申请建立义乌的钟表工业园区。这一提议得到了重视,也划拨了土地,结果赶上了国家宏观调控。

    骆华文又开始谋划另一件任务——   进入国际商贸城的二期工程。“当时有26个行业在竞争,其中钟表并不是一个大行业。行业协会首先拿下了50个单位的铺面,并赴广东招来200家钟表企业进驻。”

    协会对口招商受到义乌市委市政府“未点名”的表扬,并作为模式推广。虽然“引狼入室”受到一些义乌当地企业的反对,但骆华文认为自己做大了蛋糕。

    2004年义乌钟表整体搬迁进驻新建的国际商贸城,站稳脚跟后的一个目标是知识产权保护。义乌是钟表行业中新产品、专利产品仿冒抄袭现象的重灾区。在大打价格战的恶性循环竞争中,仿冒抄袭无疑是一种捷径。“我们在每个楼层的小黑板上,公布厂家的新产品,对于模仿的企业严惩,基本遏制了这一现象。”

    相比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强势,义乌行业协会的发达来自于市场发育。1986年1月义乌市建筑行业协会成立,目前义乌行业协会已经超过50家。2005年,中国拉链协会总部从上海迁址义乌,首开国家级行业协会落户县级市的先河。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参与了国家“毛绒、布制玩具”标准的编制工作。义乌市五金家电行业协会成功地将全国五交家电商品交易会引入义乌。

    “行业协会在义乌发展中起着很实质的作用。我们非常注意行业自主发挥作用,政府人员不能到行业协会挂职,避免‘收编’或‘官办’嫌疑。”义乌市委一位领导说。 

    政府不能受制于企业

    义乌市外宣办承担着繁重的媒体接待任务,其中重要部分是安排采访一些大企业老板,这些人身家往往数亿。一位外宣办负责人曾经联系梦娜袜业董事长宗谷音采访,第一次打电话,宗在迪拜,第二次在非洲,第三次在美国。此后宗主动打电话过来,说一定要记得你的电话。

    在遍地富豪的义乌,公务员与老板如何交往,政府与企业怎样相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义乌的社会发展走势,也是义乌市委书记对今天义乌人的一大质疑。

    “政府做好服务,不眼红别人的财富,不干预微观经济。”一位义乌政府人士说,与富豪相处的秘诀是不要和老板扯上关系,一些必需的活动也要保持距离。与企业的关系则是热情服务,但一视同仁。

    更重要的则是,义乌没有哪家企业特别大。因此,不存在离开了谁就不行的事情,如果一个企业倒了,那这个地方会很快成长起另外的企业。

    “虽然义乌富豪很多,但义乌政府的地位相对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始终牢牢控制着整个小商品市场,又为各个经营户做好服务,收取较低的摊位使用费和管理费,自然政府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声誉。”这位人士说。

    义乌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表示,全国办了许多市场,但其中很多都被卖掉。义乌没有卖,相反控制住了这一公共资源。

    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政府适时实行管办分离,从办市场变为管市场。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一个普通摊位的每年使用费用是1万元,管理费则为800元。摊位则采取5年一租的方式,摊位真正留给做生意的人,少数靠收租金或者炒摊位的将在下一轮招租中被清除。

    “义乌市政府一般不为某一家企业开协调会。政府不介入微观经济,只是牢牢掌握住市场和物流场站等基础性资源,和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如此解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定义。

    在产业升级换代、企业整合的时代到来之后  ,义乌会出现那种可以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控制政府的企业吗?在土地等不能由市场配置的要素稀缺性日渐凸显之后,企业对政府的所求是否还会限于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简单?义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工业用地的稀缺已经提出了这个课题,“大企业用地要保证”成为指标分配中的一个方针,实际操作中却并非总能实现。一些有志于扩大生产的企业不得不转向外出炒楼开矿等。

    而在企业与政府未来的博弈关系中,前述钟表行业协会向政府争取土地指标的方式,是一个可能的解题途径。（记者吴芳兰/浙江义乌报道）
 

宏观调控下的民资出路 
2008年04月22日 18:38:41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有了资金,一定要找出路,没出路就会闯祸

    2008是中小企业的成本年。

    次贷危机带来的资金困难导致国外需求放缓,人民币升值,使得贸易摩擦加剧、贸易环境恶化。此外,国内也面临从粗放型经济到效益型经济的转型提升,土地、劳动、税收政策的调整交织在一起,
提高了成本门槛,把本已稀薄的利润摊薄得更甚,并压制了投资前景。

    问题还不仅于此,众多中小企业还面临着融资压力,2007年央行连续六次加息,企业的财务成本急剧升高,而2008年全年将继续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义乌的众多外向型中小企业,包括家庭作坊式的经营者,更是在第一时间有水冷之感。

    多年的发展之后,义乌坐拥千万或上亿身家的经营户不在少数,但是趋于不明的投资前景和挑战性更强的创业环境,却使“小富即安”的心态滋长,部分民间资本游离实业,投向短期逐利性的领域和场所。 

    投资前景之惑

    “资金多了,企业又不能扩大生产规模,只能把闲钱投向了房地产,买楼、买铺面,还收购一些小工厂。”骆华文一直窝心的是,没能把公司继续做大。

    一间大办公室,一边是自己的办公桌,另一边排列着三四张下属的桌子。接过骆华文递上的名片,“义乌市广华电子钟表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名头处于背面。低调的骆华文是中国最大的装饰钟生产商。

    早在2000年骆华文就想再买些土地建厂房,“但是一直都没办法批到土地”,后来自发成立钟表协会,就是为了能够以协会的形式与政府沟通,从而获得土地,但因为赶上宏观调控,再次失之交臂。

    随后骆与同行以协会的名义特意到周边县市找土地。当地政府都很支持义乌的企业去办厂,可以很快就批到土地。“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担心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物流配套又不如义乌好。”骆华文最终只能以一部分资金外出炒楼。

    “如果有新的厂房,设备方面再更新换代,企业的发展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情况。”骆补充说,对做实业的人来说,是不愿意把钱用在买楼上的,房地产涨得再厉害,比起做实业来,没有后者踏实。另外炒楼赚的钱也不一定比做企业多。

    类似的困窘在一些有志于企业升级的老板身上都存在。杭畴村带头加工袜子的老支书冯汉胡,就在几年前的宏观调控中错失土地指标而局限于家庭作坊的规模,失去了更大的发展机会,也使杭畴村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准徘徊不前。老冯多年积累的资金,更多地投到了自家楼房上。

    2007年举办的第二届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更进一步见证了义乌的“隐形富豪”。展会之前,主办方专门到义乌组团参加,义乌30多位私企老板组成义乌团,采购了大量国际顶级奢侈品。

    “义乌人真有钱,来义乌组团真的来对了。”主办方盛磊曾对媒体说,花费巨资买车的并不是上胡润和福布斯富豪榜的富豪,而是义乌、温州、宁波一带的“隐形富豪”,展会成交份额中的80%来自这些私企老板。

    “义乌的消费规模巨大,一些资金是用于消费了。在投资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过度或不良消费的趋势就会上升。”义乌市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科长盛常明说。

    高利贷火与冰

    “与朋友们聚会,聊得最多的就是,有没有赚钱的机会,哪里有楼盘,哪里有土地,或者把余钱交给可靠朋友。”张力(化名)说,聚会在义乌几乎都是谈交易。年近40岁的张力在义乌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已经有千万身家。

    张力说的“交给朋友”,其实就是做一些短期借贷,“如果是三分利,即一块钱一个月的利息为3分,这意味着三年就可以收回本钱”。

    张力发现,目前的短期贷款利率开始大幅攀升,甚至到了5到6分,这就意味着一笔100万元的借贷每月能坐收5到6万元的利息,“圈子里的很多朋友都把股市的钱抽身回来做”。

    5分利,即月利是5%,年利率为60%,已经远远超过当前法定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7.47%的4倍,属高利贷行为。相形之下,2007年相邻东阳县爆发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大部分利息才3到4分。该案中不少义乌商人卷入,造成相当大损失。张力对该案的评论却是“这个要看眼光和时机,吴英案早期进入的,有不少人是在她身上发了财的。”

    一个完整的民间借贷网络一般由资金提供者、庄家、中介机构、借款需求者构成。而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既有私人,也有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担保公司等,“目前很多从事这项业务的中介可能是2分半利吸入,而以5分、6分利息贷出,赚取差价”。

    经营儿童画写板的商户李先生说,有时候接到大笔订单,需要购买原料生产,一时周转成问题,没办法,只能寻求民间借贷,主要是“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出款来”。

    初步估计,中国民间借贷规模超过一万亿元。但民间借贷至今仍未纳入任何监管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如果民间借贷的利息超过这个规定,当事人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或保护。

　　为民间资本找出路

    义乌民间资本充沛。只有70万人口的县级市义乌,是中国人均富裕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数据显示,2007上半年义乌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377元,恩格尔系数为28.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低于30%即为最富裕,义乌市已进入最富裕行列。

    众多外资银行一直都在义乌寻求优质客户,早在2006年,根据许多外资银行透露的目标客户标准,义乌一地就达10万人以上。2005年一项调查显示,义乌市每年仅房租收入就有50亿 元,这两年数字在进一步放大,每年增长约15个亿。义乌的银行存款余额达880余亿元,然而这些银行机构在对企业发放贷款上受到机构级别和授信额度的限制,一些企业获得需要的大额贷款并非易事。

    一方面,现行的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无法满足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有大量的闲散资金需要寻找盈利空间。于是,以民间借贷为基础的灰色金融变得异常活跃,但却一直游走在政策边缘。

    今年两会期间,义务新兴饰品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提交了《关于要求制定〈民间借贷法〉》的议案。她说,民间借贷一般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大部分只打借条,借据上只列出借贷双方姓名和金额,利率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期限大多不确定,债权方可随时收回贷款,不规范行为导致一些非法金融活动的产生。

    她希望能在合理的范围内,规范民间借贷。如明确民间借贷需采取风险自负机制;民间借贷的合同或借据均应有规范文本;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应设最高上限,禁止“利滚利”。

    经过多年的市场发展,义乌有大量的民间游资。如果集纳起来用于产业升级,将使义乌诸多行业摆脱资金零散、创新能力不足、经营规模止步的困境。如何找到有利的吸纳途径?一位义乌政府部门人士说到自己的设想:政策层面可否允许创投基金在义乌的设置、试点,让好的科技项目获得资金,也让资金获得出路。“如果确实有好项目,渠道畅通了,肯定不会去搞这种灰色的、风险高的项目,如民间借贷,信用难以建立,风险毕竟太大。”

    义乌市领导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义乌民间资金雄厚,金融生态整体也是好的,这是义乌市的潜在财富。政府千方百计引导这些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包括二三产业和优质农业,促进商业资本反哺农业。对于一些走到某个发展平台期的企业,引导他们投入资金进行更新换代,做大做强企业,发展高科技。“有了资金,一定要找出路,没出路就会闯祸。”（记者吴芳兰/浙江义乌报道）
 

义乌的发展很值得借鉴,小企业主应该看看

义乌政府的作为更值得借鉴。

浙江的发展除了地缘优势和人文传统，整个政府体系如何形成长期利民利商的作为习惯更应好好反思。

随着制造业的转移，义乌能居安思危还是很不错的。当然迪拜的经验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