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路--良知的厄运 作者简介 　　杨勋 ,女，汉族， 1931 年 5 月出生于革命家庭，其父亲是著名的抗日英雄杨绍震。 　　杨勋是中国著名的农村经济研究专家， 1981年9月出版了全国第一本《农业经济学概论》。1985年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创刊号上的“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极左路线的破坏”，被评为“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92年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获得1996年国家图书奖。 曾出版了《马寅初传》，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杨勋是抗日烈士的后代， 13岁参加革命，曾投身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堪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层次的依靠力量。但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根红苗正”的人，在新政权建立以后的几十年中噩运不断。1957年被批判。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文革”期间被关进监狱。 　　八十高龄的李振声老友曾对杨勋说：“持续几十年的极左风浪，使许多知识分子扭曲了自己的个性，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而你这个人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历经百难，初衷不改，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性格。这是很不容易的。 ” 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连载　　 杨 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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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解放前 第1节:赵履宽 杨勋曾打算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为她的《心路》作序，但考虑到这本书的深刻政治背景，其中又涉及到不少熟人和名人，这可能给作序者带来某些不便，因此，请人作序一事就作罢了。 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当一个人决定做某一件重大的事情时，往往会公开说：“我有资格做这件事”，以强化自己的决定。想到此，我猛然异想天开要“与国际接轨”，打算自告奋勇为《心路》写序言。尽管我自认为有资格做这件事，但是杨勋是否接纳这种国人并不习惯的做法呢？所幸的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自荐。 为别人的书作序，主要的任务是评介这本书及其作者。我和杨勋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今年8月6日我们已度过金婚纪念日），更重要的，我们两人有着大体相同的善恶标准和政治倾向。看来，我不仅有资格，也应当为她的《心路》作序。不仅如此，她的《心路》还使我放弃了出版我本人自传的机遇。我的一位早年毕业的在学术和事业方面都颇为成功的研究生多次恳切表示，愿资助我出版一本自传，其中将附录我的代表性学术论著。正当我开始为写自传做准备之时，杨勋把《心路》的目录、后记及部分手稿交给我。仔细阅读之后，我立即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写自传的计划。为什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同杨勋崎岖不平、惊险不断、悲喜交加、富有戏剧性的一生相比，我的经历就显得平淡无奇了。既然如此，何必浪费时间，出版对读者并无吸引力的作品呢！ 公开出版传记，不论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为他写的，长期以来，似乎已是“大人物”的专利。在我国极左权势横行时期，不仅经济生活被政治权力控制，而且文化生活也被政治权力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像杨勋这样一个既非身居高位、又无显赫身世的教育科研工作者，是与传记无缘的。改革开放，改善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使杨勋产生了写自传的念头。她说：“写自传，主要是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尽责任,也为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份精神遗产，至于是否能公开出版，无所谓。”我对她说：“既然费那么大的力气写出来，就应当公之于众。这不仅可以使别人分享你的奋斗成果，而且可以使儿孙们更珍视这份精神遗产。”她接受了我的观点。 杨勋是个什么样的人？公布她的《心路》会产生何种社会效果？这要接受读者的检验。 杨勋是抗日烈士的后代，13岁参加革命，曾投身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堪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层次的依靠力量。但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根红苗正”的人，在新政权建立以后的几十年中噩运不断。1957年被批判。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文革”期间被关进监狱。 八十高龄的李振声老友曾对杨勋说：“持续几十年的极左风浪，使许多知识分子扭曲了自己的个性，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而你这个人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历经百难，初衷不改，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性格。这是很不容易的。” 基于半个世纪的近距离观察，我确认，杨勋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对真善美真诚地向往；第二，对知识和新鲜事物执着地追求。可以想象，如果杨勋生活在一个正常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这两个特点一定会给她带来快乐和成就。而在极左权势盛行的环境中，这两个特点带给她的只能是反复的烦恼和灾难。 的确，社会环境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段期间，恶劣的社会环境，使从事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教育科研工作者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出现了“集体沉默”的现象，标新立异的创造欲望和能力退化了，忧国忧民的激情和言行被压抑了。后果是，在不算短的30年间，人文领域中的优秀人物，一个也产生不出来。能传之后世的优秀作品一部也找不到。有人说这是一个扼杀良知的年代。代表良心和智慧的思想家断代了。 350年前，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上个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评价古今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培根的结论，指出，知识只有与自由的社会环境相结合，才能产生力量。哈耶克的新结论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在10年“文革”期间，中国最有知识的群体——知识分子，成了最没有力量的“臭老九”。显然，在制度理顺之前，制度创新比科技创新显得更为紧迫，更应受到重视。 生命的长短，对每一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所幸的是，杨勋在“古稀”之年能将自己的《心路》奉献给社会。这对杨勋本人和她的亲友是一种难得的慰藉。此时此刻，更使人时常想到的是，在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有多少被这段历史摧残的人已带着满腔的愤怒离开了人世。这是一种遗憾。 但愿《心路》的出版，能在微小的程度上告慰那些不幸者的在天之灵。 2003年11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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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逃离敌战区(上) 深沉的天空，由黑色转为灰色，一幅银灰色的帷幕，正在徐徐地拉开。 1944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早上，天刚亮，有一辆独轮手推车咯吱咯吱地行走在中国北方光秃平原的乡间土路上。车子一边坐着一个中年农村妇女，另一边是她的女儿。一位青年农民在车子后面步行。他们三个人心中各有心事，但是谁都不说话，大家都明白此行的危险和艰难，气氛紧张，前途未卜，不知这一路是凶还是吉。不管怎样，我和母亲逃出敌占区投奔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计划终于要实现了。当时我母亲34岁，按现在的标准还是青年，不到中年，我13岁，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护送我们的农民是我的大舅——王洪印。他是我四老爷的大儿子，那时还不到30岁。大舅的小名叫“不像样”。大舅还有个弟弟叫“不听说”，大号叫王洪甲。据老人们说，起这样的小名是为图吉利，可以保男孩子长命百岁。我母亲是独生女，我没有亲舅舅。我自小只知道不像样大舅和不听说二舅。姥姥亲切地叫他们的小名，从不叫他们的大号。在中国农村，谁家没有男孩，侄儿就是当然的继承人。侄儿们承担着对叔叔婶婶的全部赡养责任。我的老爷排行第五，大舅叫我姥姥“五婶子”，叫我母亲姐姐。此刻，我们母女要出远门逃生，不管怎样艰难危险，大舅也要全力以赴。 我们的行动计划和逃离路线，是一年前父亲为我们拟定的。按父亲的计划，我们从我姥姥家的村子——山东省寿光县候镇王家辛章出发到胶济铁路的潍县火车站，坐火车向东行两站，在高密站下车，过铁道往南乘汽车去诸城，然后赴莒县，再转去莒南，那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了。父亲信上说，到莒南某地的一个中药店，就可以找到父亲了。 从寿光到莒县只有几百里路程，现在普通的小汽车中速行驶，大概半天就可到达，但那时却像漂洋过海去外国一样艰难。当时山东省城镇，已被日军占领，农村活动着国民党杂牌军和八路军游击队。我姥姥家是八路军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领导人是马保三、赵寄舟。我父亲家的村子南仉庄，距我姥姥家只有六里路，却是国民党十五旅张景月的地盘。我们要到铁路以南八路军的根据地，必须先到侯镇日本人管的警察局办良民证。这件事，还决不能走漏风声给国民党特务。除了这些超级政治障碍外，我们自己从封闭的村庄出远门进城市也很难。我母亲是小脚，除了从娘家到婆家这6里路距离，从未到过外地。母亲不识字，她的名字叫王秀华，还是结婚后我父亲给她取的。她不认得自己的名字，更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当时虚岁十三岁，虽然上了一年高小识字不少，但由于亲眼见亲耳听到日本鬼子、国民党残害屠杀良民的故事，看见国民党十五旅在我们南仉村搜捕活埋共产党嫌疑分子，国民党特务经常从学校里抓进步学生，特别是在1943年夏天我父亲秘密回家看望我们之后，我对于外面的世界更害怕了。这次跟母亲南行，心中又喜又怕，十分不安。 我呆坐在独轮车上，两眼无神，脑子里满是敌战区的可怕记忆。现在居然要过铁路离开这虎口，我们能成功吗？我盼望成功，害怕失败，不知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虽然知道跟着母亲去找父亲是件好事，但心中充满恐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只有听天由命的神情。 独轮车的速度跟步行差不多，60里土路几乎走了一天。傍晚，我们到了潍县城，到达车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在潍县的马路上，我第一次见到电灯，很是惊奇。我们紧跟着大舅。王家辛章村里只有大舅出过远门，下关东见过火车。他上学不多，但识字不少。我们深信大舅能保护我们，能带我们到达目的地。黑夜里，我们举着自己的良民证和车票上了火车。车厢里座位上坐着日本兵，他们戴着黑色口罩（当地老百姓说他们带着“笼咀”），吃着军用饭盒里的白米饭和生鱼片。我们这些中国人都挤站在车厢走道上。我第一次坐火车，又是紧张，又是劳累，快到高密站下车时呕吐了一地。 第二天早上，到达高密。我们提着包袱，跟着大舅走到汽车站，挤上了开往诸城的汽车。上汽车的人特别多，拥挤不堪，十分混乱。人们强行登车，维持秩序的人举着皮带胡乱抽打着拥挤的人群。挨打的人们好像一点也不在意，只要挤上那敞蓬汽车，似乎什么都能忍受。 一路上，我们三个唯恐走散。我一步不离地紧跟着大舅，紧拉着母亲。母亲小脚走不快，我们上车下车转车都非常紧张。从诸城开往莒县的汽车，比高密到诸城的好不了多少，只是维持秩序的人不那么凶狠，不打人。 经过紧张混乱的辛苦奔波，我们一行三人终于在离家后的第二天下午胜利地到达了莒县。在莒县下车时，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站在一辆大型手推车旁接到了我们。那人说他是药店的伙计，是掌柜的派他来接我们的。也不知他跟大舅用什么暗号接上的头。只见那人特别热情地请我和母亲上了他的车子，由他推着。大舅依然跟在一旁步行。在路上，那人一边推车一边询问我们沿途的经历。我虽然不用回答他的问题，但整个气氛已经全变了，紧张恐慌的情绪顿时一扫而光。我们被成功和胜利激动起来，脸上挂满了笑容。这时，我坐在车上不再愁眉苦脸，心中充满喜悦。只见那早春明媚的蓝蓝的天空特别地晴朗，路边的小草已经吐出幼芽，心情特别舒畅轻松，真像到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新世界。后来，我们学会唱一首当年流行的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到根据地的欢快感受在那首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每每唱起那支歌，我总是激动不已，很容易地回忆起从莒县往南走的那天路上的情景。 我们去的“中药店”属于莒南地界，那是八路军山东滨海根据地中心地区的一个联络点。我们在“中药店”吃了很丰盛的晚饭。饭后，我父亲的警卫员张修身就来接我们了。 张修身还是两年前跟我父亲回寿光时那样快活。我一见就认出了他。母亲叫他小张，我叫他小张叔。当时他20岁了，比我大7岁。晚上，我们到了父亲住的村子，在一家农民的宅院里见到了父亲。母亲什么话都不说，只是掉眼泪。我默默地站在一旁，低着头，不敢直看这个陌生的大个子中年男人，心中十分紧张，因为我从小在家就没见过男人，我家只有我和母亲、姥姥三人。母亲对我说这是你爹，我心里也深信不疑，我见过他的相片，但是我怎么也叫不出来，只是点点头，表示默认。他们也不逼我叫爹。 两天的奔波劳累和惊吓，我很累，倒在父亲的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大舅和小张他们说了一会儿话，也各自去别处休息了。半夜，我模糊地听到父亲和母亲说话，母亲总是埋怨丈夫多年不顾家，东奔西跑，不顾死活，父亲总是谅解地微笑着，表示歉意。父亲是一个很和气很令人敬佩的人。他对母亲很好，很有丈夫气度。母亲是农村妇女，没文化，也不娇气，但她是独生女，不知道照顾丈夫。她比父亲小6岁，很依赖父亲。在那个时代，他们还算是相亲相爱的。如果在和平年代，我们一家也会是幸福的。这种印象，还是两年前与父亲在海边的那次秘密会见留给我的。 那是1943年夏天，父亲带小张回到渤海边一个叫央子的村庄。我们在那里跟父亲一起住了一个星期，得知他1942年“大扫荡”后，决定转回山东的动因。 1942年，父亲在河北省遇上了有名的冀中“大扫荡”，受了重伤。当时，他和小张骑在马上，他的马被日本鬼子击中打死，他的腿被打伤，他和小张也走散了。大扫荡过后，父亲和小张在死人堆中相互找了好几天，最后才找到。养伤期间，父亲特别思念分别8年的妻子和女儿，于是，决定伤愈后转到山东军区工作，顺便安置家属与家人团圆。那时，山东军区领导机关驻在鲁南一带，从冀中到鲁南转移途中，他通过地下工作渠道的安排，悄悄地在寿光海边的央子村与我们秘密会见。虽然时间很短，只有几天，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央子村，我见到父亲的腿上裹着绷带，身上穿着一身黑色便装，走路腰微弯，腿不直，还有很重的胃病。当时他虽然只有三十七八岁，却像一个老者的样子。父亲住在一个农民家的一间磨房里，热情地接待我和母亲，还有我姥姥。他叫小张去买当地的鳎目鱼，做白面饼给我们吃。姥姥不停地埋怨他一去若干年查无音讯，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让她们受了多少苦。眼下都快40岁了还没有男孩，一定要他带着老婆孩子成个人家。父亲笑眯眯地听着，表示理解和歉意。他神情自若，一副善良智慧沉稳大度的样子，留给我极深的印象。我虽然从心里亲近他，但总有点怕他。 父亲原名叫杨树梅，字魁春，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杨绍震。父亲兄弟三人，数他最小，被称为老三。他的两个哥哥早年在东北经商，他却酷爱读书，后来又考进了奉天的讲武堂军官学校。1931年“9.18”事变后，他从奉天回家教书，一年后去北平做事，每年回家过年还能带回些大洋来。1932年我出生。我3岁那年他又去了北平，此后9年一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在南仉庄，大伯二伯都有一院房子，我家只有一个空园子，没有房子。我母亲一直住在二伯家的东房里。父亲不在家，我和母亲常年住在王家辛章姥姥家。姥姥比母亲只大16岁，当时50岁左右，很能干。我们靠着姥姥过日子。姥姥的娘家在北乡的地沟村，家境贫穷，15岁就嫁给比她大10岁的我老爷。我老爷对她很好。他们一连生了三个孩子——我母亲和两个舅舅。在母亲十几岁时，一场瘟疫夺去了老爷和两个舅舅的生命。姥姥从此守着独女孤苦伶仃过日子。母亲长大后被我的祖母相中，嫁到南仉庄杨宅上做了读书人家的媳妇。我父亲对姥姥非常孝敬。他在家教书那一年，常接姥姥来住，还把亲手种的瓜果摘下先供姥姥品尝。姥姥对这位知书达理的女婿极为器重。父亲多年出门在外，姥姥不辞劳苦，精心为他护养妻子女儿，从无怨言。但是一去九年无音讯，生死不明，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怎么能让一个农家妇女承受得了。在央子村，姥姥要求父亲带走母亲，并不是为自己解除负担，她希望他们能尽快有个男孩，不至于像她这样成了“绝户”。父亲细心的倾听着姥姥的怨言和请求，最后决定他先去鲁南滨海抗日根据地，随后就安排来接我和母亲。 1943年央子村会见以后，我在北仉学校的处境突然变得十分恶劣。校长何子明几次当着全班学生的面点我的名，质问我父亲回家的情况，逼问我父亲回来带了多少人和多少支枪。我一声也不回答，只说不知道。我母亲嘱咐过：“谁问你爹回家的事，一个字也不能说，说了揪下你的脑袋。”校长何子明为了让我说出父亲回来的情况，还说他是我父亲的老同学，说当年父亲去关东是他帮忙办的护照等等，引诱我交待父亲的情况。我脑中只记住母亲的话，一问三不知，一个字也不吐露。由于父亲那次秘密回乡，国民党特务经常到南仉庄我家里来威胁恐吓。母亲和姥姥商量，我们不能再住在家里了，决定尽快逃离虎口，冒再大的危险也要离开家乡去找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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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逃离敌战区(中) 在父亲的小屋里，我睡得很香很熟，几乎一觉睡到大天亮。梦中还见到了老家人传说的不少关于父亲的故事，美美地感受到了同父亲在一起的幸福。但早上醒来时，我突然发现自己躺在地铺的干草上，可能是父母上床前把我抱下来的。一种被冷落的感觉堵在心口，但很快就消散了。我自小从未离开过母亲单独睡觉，何况是被放在地铺上。我知道这准是父亲的主意，母亲是不会这样对待我的。父亲的样子很威严，也和蔼可亲，我心中害怕他，但更敬爱他。在父亲面前，我不敢任性，不管心里怎么不悦，脸上还是一派驯服的样子。 跟父亲一起住的那几天，我们在住处单独吃饭，不去伙房。有一天吃早饭时，我面前没有筷子，我叫小张给我拿一双筷子来。父亲看我一眼，轻声但严厉地说：“自己拿去，小张也不是伺候你的，你是娇小姐啊！”我受不了他的那种训斥，离开饭桌不吃饭了，趴在床上大哭起来。父亲对母亲说：“都是你们把她惯坏了，这么大的小姐脾气。”他不理我，也不管我吃不吃饭，任我哭，只有母亲劝我快吃饭。自那以后，我乖多了，他说什么我都认真地听着，不敢再耍脾气，使性子。父亲见我晚上睡觉光着身子，有一天下午开会后，给我缝制了一条短裤，叫我晚上一定穿上短裤。晚上他开会回来，见我已躺在地铺上，就问我是否穿了短裤。我一边回答“穿了”，一边赶快掀开被子让他看。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要听话学好。这么大的闰女了，那能光着身子睡觉！”父亲生活上很细心，给我找来了牙刷牙粉，教我刷牙，还把我的一条长辫子分成两条扎。此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愿意听他的，心中十分敬佩他，信服他。他见我听他的话很是得意，对母亲说：“婆娘们管不好孩子。” 有一天，我们住的房子里来了一群人，说是驻在当地的领导干部们来看我们。在拥挤的小屋子里，父亲向母亲一一作介绍。他那彬彬有礼的样子和那些人对他的敬重，使他显得既亲切又威严。我对于村里住的这些人也感到神秘、可敬。在敌占区时，国民党天天宣传八路军共产共妻，青脸红发，锯齿獠牙，六亲不认，无恶不作。我们学校的画报上称共产党八路军是“共匪”“毛匪”，用铁钩子钩住毛泽东和朱德的头，非常可怕。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些共产党八路军头头却这样文静高雅，可敬可亲。我呆了，心越来越虚了，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也越来越高大。我不再怕他，不把他当成陌生人了，对他八九年不管我们，也不再埋怨了。我模模糊糊地感到父亲不仅是一个正经读书人，大好人，而且是一个甘愿吃大苦立志做大事的人。他是为抗日救国才抛家舍业不顾生死奔赴抗日前线的。他是个可敬可亲的人，完美高尚的人。关于父亲的故事，家乡人广为流传，我虽然似懂非懂，也略有所知，现在更加理解了。 根据杨氏祖谱记载，父亲的祖父叫杨金锷，曾在四川做过州官，后来死在四川，被他的两个女儿运回家。杨铨娶了个四川老婆，前后共生了三个儿子，我祖父最小。祖父叫杨洪甲因赌钱踢蹬了家业最后欠债上吊自杀，全靠祖母和她娘家支持才勉强维持了破落的家业。父亲共有三个兄弟，他的两个哥哥曾在东北经商。我父亲却喜欢读书，死活不跟兄长们学习经商。据说，他终日坐在自己的小屋里读书，哥哥以打骂相威胁，他都无动于衷。他在当地的外号叫“杨书迷”，不仅苦读书，而且身体力行传统道德。为孝敬他的母亲，坚持晚婚。他母亲为他选中贫农的女儿为妻，他欣然接纳。他成婚时正遇上我祖母病逝，他为祖母披麻戴孝，日夜守灵，坚持百日内不进新娘洞房。他拒绝经商的哥哥们的资助，独自去闯关东，最后考进了奉天讲武堂军官学校。“9.18”事变以后，他毅然逃出敌占区回到老家教书。 父亲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在家教书期间，他在园子里嫁接了各种桑木果树，种植了瓜果花卉，他还收藏拓制各种字画碑贴，并亲手烹调菜食缝制衣物。父亲为人正直，讲义气，文笔又好，颇得当地私塾先生赏识。在奉天讲武堂也很得上司器重。他从不与人争利，三兄弟分家，两个哥哥每人分得一处住房，他只要了一个空园子和二哥院里的三间东屋。 “9.18”事变后父亲回家教书，一年后去北平找到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李鉴资，攻读法律。父亲还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1932年我出生后的那几年，他每年都从北平回家过年，并带回家不少大洋。我四岁那年的春节他在家，因干涉寡妇大嫂的私事被侯镇警察局拘留，此后一气之下去了北平，1935年从北平去了陕西。1936年他从陕西三原寄给母亲的一个精美药匣上刻着：“1936年11.15制于陕西三原18MH。”可能他已是整编后的第十八集团军了。当时八路军中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干部奇缺。父亲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事干部，很受器重。据张修身说，父亲曾担任过八路军的团长，第一次负伤后还当过县长。1942年冀中大扫荡是他第二次负伤。9年的战争生活，使他的身体受到极重的摧残，不到40岁的人，看上去已是一副成熟稳重老练的样子。在莒南，人们叫他杨秘书，也不知他是那里的秘书。他老是说要上前线，不能在后方等死，好像是等待分配的样子。 在父亲那里住了几天后，大舅返回寿光老家。小张送我到一个叫水泉头的村子去上学。母亲跟我一起到水泉头，陪我上学。 水泉头位于莒南县东部十字路至日照那条大路的北面，离相邸镇有三里路。在我的印象中，那村子不大，街道和墙都是石头砌成的。老百姓很穷，但很热情。我和母亲被安置在一个姓庐的农民家里。房东大叔叫卢致和。他把儿子新结婚的一处独门独院房子让给八路军干部家属住，叫他儿子和新媳妇同他一起住在老宅院里。 我们的小院里只有一排两间北房，里间有一张新木床，外间屋是大厅，有锅灶，西墙边放着卢家老奶奶的一口寿材。那院子不大，但很清静，南墙边上是一个猪圈，也是厕所。我们的学校叫“莒南县抗属模范小学”，是莒南县专门为外地抗日干部子弟办的一所抗属学校简称“抗小”。“抗小”的学生们在这里享受干部供给制待遇，每月有60斤粮食，另外还有菜金、柴金、被服、零用津贴等。学生中不少人都有家属陪同。陪读的家属与学生一起，可以享受这份供给制待遇，生活就不成问题了。我入了“抗小”，我母亲跟我一起，她的生活就有了保障。 “抗小”的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说是小学，其实学生们年龄差别悬殊，大的有十七八岁，小的只有七八岁。一般说，他们的父母都上前线了，又规定家长必须是县团以上干部。这些干部的孩子只能寄住在这种学校里。“抗小”的老师们也都来自全国各地，大都是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校长周璇老师，是济南来的大学生。另一位印象最深的杨君至老师是从青岛来的，她带着两个孩子，女儿叫杨培青，儿子叫杨培群，都是“抗小”的学生。还有几位老师的名字记不起来了。这些老师与我们家乡的老师大不一样，使我感到很新奇。同学们的名字也很别致，不少人是两个字的名字，如刘紫、郑云、王鲁p郭平、马达等。我在家乡时的名字叫杨翠屏，一听就是乡下来的女孩。入“抗小”前父亲为我改了名字，让我叫“杨搿薄Ｎ业娜槊叫“巽”，也是父亲为我取的。这个“搿弊钟搿叭椤钡亩烈艚咏，又不大好听，但是我顾不得计较这些，认为父亲起的名总有他的讲究，“杨搿本汀把搿卑桑∥易1944年3月入“抗小”至今，一直延用这个名字。这可算是父亲赠给我的一份厚礼。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敢玷污这个名字。 “抗小”的气氛跟我在老家的高小大不相同。“抗小”安排学生课桌不分男女。我入学后就与一个东北来的男生同桌。他对我特别友好热情，我至今还能记得他的模样，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在“抗小”，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同村里儿童团的小朋友们p农村剧团的大姐大哥们一起活动。我们“抗小”有个很漂亮的年轻音乐老师，教我们唱很多歌。听说她是一位诗人的妻子。我们从这位音乐老师那里学会了歌，再去教老百姓的孩子们。农村的儿童团员们非常欢迎。我从小爱唱歌，歌词歌谱都记得快。一首新歌，唱几遍就能背下来。开始我们唱的都是儿歌，如《拾柴禾》、《开荒谣》等。我们把这些歌教给村里的儿童团员们唱，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一唱起来高兴得像疯子一样。农村剧团的大哥大姐们也特别喜爱我们带给他们的歌。因为那些歌词都是多才多艺的抗日知青和“抗小”老师专门为他们编的，唱起来特别亲切。我们跟农村的儿童青年们一起玩得很热闹。在这偏僻的山庄里，有了这么一伙人，晚上虽然街上没有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到处黑咕隆咚的，也不让人感到寂寞，到处有歌声有笑声，人人心中充满着胜利的希望。 在“抗小”的开头两个月，我很胆怯，不声不响，按母亲给我的打扮，我仍然穿着花布衣服绣花鞋，头上戴着花卡子，显得又土气又娇气。几个月后，我一反常态变得活跃起来了。这是因为我会唱歌，而且我上过近两年高小，文化不比别人低，考试成绩不比他们差。在全班三十多名学生中，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十名。那些比我大好几岁的同学中有不少只读过一两年书，有的连初小程度都没有。如万司令家的几个女儿万国平、万国荣，谢专员的三个女儿谢延莲、谢延明、谢延平，她们比我个子高、岁数大，学习都不如我。这样，我的相对优越感萌生了，不再自卑胆怯，逐渐变得活泼起来。晚上，我们在水泉头街上，教儿童团员唱歌。在儿童团员们面前，我也站起来打拍子指挥，成了活跃人物。有一次，我父亲和小张到水泉头来看我们，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们回来，仍然在外面喳喳呼呼，让父亲碰见了。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还这么爱出风头，真是羊群里跑出个驴来，数着你了”。我被他说得情绪低落，好几天振作不起来。自那以后，我不再去当儿童团的指导员，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上，把当孩子头的兴致收了起来。 在水泉头，日子过得很快乐。母亲陪我上学，伺候我吃穿。这样，我比那些集中住在学校入伙的同学更自由自在。母亲也很高兴，守着女儿，小张叔叔常来看我们，父亲有时也回来休息。那些干部家属与房东大娘大婶们相互串门，说东道西地聊天，生活无忧无虑，很是自在。特别是父亲和小张回家时，我们最高兴。他们一回来，我们都能改善伙食。父亲总是派小张去相邸集上买回各种好吃的东西、猪肉菜水果等。父亲还让小张给我们带来当地少见的大米 、绿豆和土饼干等。父亲很会想办法改善生活。他烧的饭菜很好吃，拌的饺子馅也很香。他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把水果刀，一条钢铁片，教我们削梨子吃。我在老家几乎不曾吃过什么水果，更没有削过水果皮。父亲显然是比我们文明多了。我娘在家一向有姥姥伺候，不会做家务事。这一年她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心情好，脸色好，显得年轻漂亮，不再老皱着眉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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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逃离敌战区(下) 秋天，父亲带我和小张在水泉头村后的河边开了一片荒地，种了几十棵大白菜。在挖地时，我们遇上了一块大石头，父亲亲自用镢头挖石头，一边挖一边给我们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后来我们知道那是毛泽东的著名文章）。他教育我们，不管干什么事，不能怕困难，不能见困难就躲避后退，要能征服困难，迎着困难上，克服困难取得胜利才是幸福！父亲坚持要把那块石头挖出来才能回家吃饭。我和小张虽然有点饿，还是高兴地陪他挖出那块大石头后才离开河边回村。 秋后，大白菜长起来了，父亲在小河边兴奋地对我说：“你娘要给你生小弟弟了。她要去住医院，你得去陪她，要当看护伺候她。这些白菜我们恐怕是吃不上了。”我顾不上大白菜，一心盼着母亲快给我生小弟弟，当看护端屎倒尿我也情愿。回到家后，母亲对去医院生小孩的安排不高兴。她听村里人说，去医院生小孩要开刀割肚子，所以坚持不肯去。父亲笑她愚昧无知。她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最后改口说了顺从的话：“反正大人孩子是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吧！”快过阳历年时，小张来水泉头把娘和我一起送到十字路南边的一个村子里。那村里驻扎着莒南县平民医院，也不知是真的平民医院，还是八路军的干部医院。母亲是凭介绍信去住的，并不像现在这样，住医院要挂号，要排队，要交钱。 我虽然要请假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不能上学了，但心里却十分高兴，因为我要有小弟弟，要当姐姐了。这是我多年的心愿。记得，我四岁那年，我父亲离家不久，母亲曾生过一个男孩，名叫“东望”。姥姥说，东望长得很像我父亲，可惜，长到十个月正好玩时，因拉肚子无药治疗，死了。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东望的小尸体放在姥姥大门口的过道里。母亲和姥姥抱着死孩子哭泣不止。最后还是大舅他们用谷草把东望卷起来，扔到了王家辛章村南坡专门埋死孩子的野地里。后来我们从那里走，从远处就能看到野狗扒吃死孩子，很可怕。我的第一个弟弟可能就这样被野狗吃了。 弟弟东望死了，全家都很悲痛。父亲得知儿子死后感到惊讶，来信说：“怎么拉肚子还能死了孩子！”后来一连9年父亲没有音讯，姥姥和母亲孤苦伶仃地守着我，既贫穷又孤独，日子难过极了。我见别人兄弟姐妹人口众多热热闹闹，我家冷冷清清非常可怜。我羡慕人口兴旺的大家庭，宁肯缺吃少穿，也不愿做孤儿寡母。我盼望着有一个很兴旺的大家庭，只要母亲给我生个小弟弟，当看护就当看护。父亲常用逼我去医院当看护吓唬我。听说，给前线下来的伤员们当看护，不仅端屎端尿，还要挨打挨骂。我们“抗小”的同学中就有派出去当看护的，虽然“抗小”的学生不会挨打挨骂，但同学们都害怕调出去当看护。 在平民医院，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到伙房打水打饭。过新年时下了大雪，医院改善伙食，我去伙房打了饭菜端着，走在雪地上，刚出大门，一不小心，半盆子肉菜和热气腾腾的小米饭全倒在了雪地上。雪立刻溶化出一个窝。我正急的要哭，一个叔叔带我回到伙房，伙夫大爷连忙又给我重打了饭菜，叫我小心端去给母亲吃，并叮嘱一定要好好伺侯母亲。他们都知道我母亲住院生孩子。 过了年以后的一个晚上，母亲半夜里一个人悄悄起来，把屋里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天不亮就洗脸p梳头p换衣服，然后把我叫醒，让我去叫医院的安院长。安院长中等个子，三十来岁，他和他的妻子住在另一条胡同里。我早就去过他的住处，并约定如果我娘有事，我就去叫他。我走到安院长家，见他还没起床，就拍打他的窗户。他一听我来叫他，赶快点上灯，开门让我进他的屋。他站在炕上穿衣服，动作很快。他的妻子也起来了。他们拿起小包急忙赶到我娘的住处。那是一间很小的东屋，除了我和娘睡的一张大床，空地很小。安院长夫妇俩在屋里，别人不能进去。他叫房东烧了一锅开水送到屋里。过了不一会儿，我在外面惊喜地听到婴儿的啼哭声。再过了一阵，安院长走出来对我和房东说：“是个男孩，一切顺利。”还说他们若再晚来一步就误事了，责怪我不早去叫他。 安院长夫妇收拾好孩子，安顿好产妇就走了。我走进娘的屋里，看见母亲安静地躺在床上，小弟弟包在早就缝制好的小被子里，紧贴着母亲睡着。小弟弟第二天才睁眼，据说是因为母亲怀他时，吃多了辣椒，孩子火气大！我心里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很特别的感情浸泡着，忽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人，一个对别人负有责任的人。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照顾好母亲和弟弟，保护好这个幸福的家。 母亲生产后，父亲派小张来医院看望我们。他给我们写了信，让我念给母亲听。信中说：“你娘给你生了小弟弟，得知他们母子平安，甚慰。我很忙，不能来看你们，你要好好照顾他们，有什么事让小张去办。” 春节过后小弟弟满月了，小张又来到医院把我们接回了水泉头的小院子。父亲也来到水泉头。父亲抱着儿子连声说：“这个孩子真好，比巽好”。他原来说要给儿子取名叫“光复”的，这时又说让儿子叫“建国”。他把儿子举得高高的大声呼喊：“让他去建设新中国吧！”父亲说弟弟比我好，我也不反感。在那个时代，通常都重男轻女，我宁愿弟弟比我强。父亲半真半假地对母亲说：“你现在有儿有女了，以后可以不需要我了。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一定要争取上前线，不能因为自己有功劳又是残废就坐在后方享福等死，要准备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当时，我还不懂父亲说这些话的意思。母亲也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只是不愿他这样胡说八道，总说不怕流血牺牲，不怕死。父亲对母亲很好。母亲漂亮，也算年轻，她对父亲很温顺，很依赖，但她是独生女儿，我姥姥又能干，所以母亲不会照顾别人，除对自己和孩子的衣着穿戴上心外，别的事上不太在意。 母亲心地善良，很会做手工活，来根据地前就靠她结网串花赚钱维持全家的花销，并供给我念书。她喜欢听闲书，在家结网子时常请人来读闲书解闷。她支持我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我长大后给她念闲书。她对那些闲书上的故事怀有极大的兴趣，还能简单述说一些情节，什么“朱梅臣休妻”p“岳母刺字”p“孟江女哭长城”p“聊斋”等等。她知道书中的不少典故，并能灵活运用。她最恨那些忘恩负义p嫌贫爱富的人。由于她能做手工活赚钱，姥姥甘愿承担家务伺候她。现在姥姥不和我们在一起了，伺候母亲的任务落到了我头上。我不会干家务活，主要是跑腿办事。这是我愿意干的。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当家的担子，竟让我挑了一辈子，而且越挑越重，有时真觉得快把我压得爬不起来了。 回到水泉头以后，小张和我一起去村后小河边看我们种的那片大白菜。啊！不好了，全都冻在地里了，硬梆梆直挺挺地立在那里，就像一排排兵马俑一样。虽然一棵不少，但是不能吃了，抱回来一棵，解冻炒出来，一股怪味。 就这样，转眼间1944年过去了，1945年开始了。对我来说，1944年是一个欢乐的年份。1945年则是一个大喜大悲的年份，它决定了我一生的路。 虽然这一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我也分享了胜利的欢乐。但我的家在胜利前夕遭遇了最大的灾难。这年我只有十三岁，苦难彻底改变了我。从此，我几乎完全是一个大人了，在家里和学校里，我都能管事做事，肩负着大大小小的责任。在我的记忆中，我好像从短暂的童年直接跃入了成年。 我真不敢相信，仅仅一年的时间，我竟能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我不能不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不可估量而惊叹。的确，环境能造就人，改变人。只要有客观需要，人的内在力量几乎是无穷的，人能承受的压力似乎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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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大喜大悲的1945年(上) 1945年，抗日战争到了最后也是最紧张的阶段。春节过后，滨海地区军民就动员起来准备迎接最残酷的大扫荡。我们“抗小”决定撤到水泉头以西三十里的一个村子温水泉。温水泉在十字路附近。十字路当时和现在都是莒南县政府所在地。 大约三四月份，可能是清明节前，我们转移到了温水泉。温水泉的水并不温。早上，我们在泉边用流出的水洗脸刷牙，不感到凉，很舒服。在泉边的小树林里上课、吃饭，也不觉得冷。小孩子们虽然不明白这次转移的深刻意义，但从时事学习和所学的新歌中，大家都隐约地感到形势紧张，抗战已到最后关头。在这以前，美军轰炸日本本土，西方开辟了第二战场等等，都是我们最关心的。大家都懂得，越是接近胜利，也就越是艰苦困难危险。老师教导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迎接胜利，但是“在抗战胜利前夕，日本鬼子狗急跳墙，一定要进行最后挣扎”。据可靠消息，春夏之间，敌人将从海上登陆，滨海地区将要遭到鬼子最残酷的“大扫荡”。 为了反扫荡的需要，“抗小”师生先迁往温水泉，集中整编，然后再分散到各队各部，即把集中后的全校几百名学生、几十名教师编为三个队，每队分别住进更加偏僻的三个山庄。这三个队主要是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和年龄改编的：一个政治队，两个文化队。政治队的学生一般是文化程度较高年龄较大的，要集中对他们进行参加工作以前的训练，准备在抗战胜利后分赴工作岗位；文化队的同学年龄小，主要是学文化。我虽然年龄不大，但文化程度算是高的，被分到了政治队。我对被分到政治队很是得意，因为很快就可以参加大人的工作了。每每看到比自己大的参加工作回校的同学，身上穿着军装，头上带着军帽，腰间系着皮带，皮带上挂着小手枪，那种神气样子，实在令人羡慕。 迁到温水泉以后，政治队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组织学生到海滨地区运盐。从温水泉出发到坪上，单程100多里，两个人抬一筐盐，大孩子50斤，小孩子30斤。我是抬30斤的。四月中旬，天已开始热起来。我们抬着盐，走在十字路通往坪上的大路上，一边走，一边唱着“运盐歌”：“太阳照在肩上，热风吹着胸膛，汗水浸在衣襟上，盐车滚动吱吱响。我们是新生的力量，劳动者的伙伴，我们高声欢唱，社会就是课堂。我们愉快地劳动，运盐生产好榜样。” 由于饥渴和劳累，小孩子们欢笑不起来，只是当作一项锻炼活动硬挺着，拉拉队的鼓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这次运盐返回时，路过水泉头附近的相邸镇，母亲抱着小弟弟在相邸大路旁等着看我。母亲送给我一个小篮子，装满了野花，我当然高兴，只是见面的时间太短促，一会儿就跟运盐队伍往西走了。小张赶来接母亲回了水泉头，我们依依不舍地在路边告别。 回到学校后，周旋老师特别准假让我回家探亲（估计是父亲同周老师联系的）。我回家后见到了父亲，那是他和小张即将北去，来向母亲告别的。记得那个上午父亲躺在床上，叫我拿一个小板凳坐在他的床前，很严肃地嘱咐我以后如何学习，如何生活，甚至谈到将来如何恋爱结婚的事。最后对我说：“你要学好，假如成了坏孩子，就不要说我是你的父亲。”我认真地听着他的话，怎么也不会想到那竟是他对我的遗嘱。我在家住了两天就返校了，第二天父亲也走了，他再也没有回来。 形势更紧张了，一场最残酷的大扫荡就要开始。大约在五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政治队三十人左右整队出发，由周璇校长率领急行军，悄悄地开到了十字路西南方向十几里远的一个小村庄。这是当地群众基础最好的一个村子，抗属学校的学生们住进村，可以绝对地保证安全，农村干部像接受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一样安顿这批学生。 深夜，我们进村后，排着整齐的横队，站在大街上。农村干部们带着各家农民的家长（都是最可靠的中青年群众），从我们的队伍里认领这些八路军干部的孩子。农民的神情很紧张，我们心里也很紧张，不知被什么人家选中，被选中就得立即离开队伍跟生人走啊！ 这些有资格前来认领抗小学生的农民，都是村里的党组织和农会精选出来的。他们毫不迟疑地迅速地挑选，先选男生和头发长的女生，不一会儿就把这批人一个一个地领走了。最后只有一名叫刘紫的高个子女同学没有人选，站在老师旁边不知所措。刘紫很漂亮，瘦高个子，她是刚刚从敌战区来抗小的，留着很短的流海发型。老乡们最怕这种短发女孩，担心不能扎一条辫子，日本鬼子扫荡时如果抓到这种女孩，注定杀虏，哪家藏了这种人，全家的性命都保不住，谁敢来领这种短发女孩回家！ 刘紫无人认领，只好跟老师们在一起。我们这些被认领的人，心中也乱乱的，好像市场上被卖掉的小牲口一样，跟在主人后面，默默地被带走。 我的“家长”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可能不到三十岁，长的精神，黑皮肤，瘦高个子。他的妻子比他大，长相也不好看。他们家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他们住在一个单独的院子里，一排北屋，我和他们一起住在一条很大的炕上。我到他家后，他叫我管他们叫大哥大嫂。他们的小儿子叫我姑。我是山东人，口音不算重，我们说话能互相听懂，但跟当地人差别还是很大，一听就是外乡人，所以大哥特别嘱咐我，在外面尽量不要跟人说话，要是反扫荡中遇上日本鬼子和当地汉奸，绝对不要说话。 我在这个新家过的很好。这不仅因为我是山东人，头发长，可以扎一根辫子，还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小姑娘，不洋气，不显眼。我不用太化装也像农村孩子，很快就适应了他家的生活。我在他家很快进入了角色，成了他家的小妹妹。我亲切地叫大哥大嫂，他们的儿子亲切地叫我姑。老奶奶太老了，眼睛已看不见，但胃口还很好。因为屋子小他们让她睡在一口专门为她打好的棺材里，就放在堂屋的西墙边，吃饭时由大嫂扒在棺材边上喂她。大哥大嫂对老奶奶不好，盼她死。开始，我可怜老奶奶，过了些日子，我也习惯了，不再关心这可怜的老人，从不叫她奶奶，也不管她，后来还带着孩子们捉弄她，逗她，拿小柴禾棒去捅她的乳头。她大声喊叫：“你自己没有啊！王八羔子。”我们一轰而散，赶快跑掉。大嫂看见这恶作剧也不说什么。我当时也不觉得犯了什么群众纪律，只是后来长大懂事了,回想起来，深感内疚，很不好意思，干了这种欺负老人的缺德事。 我们在山村隐蔽期间，过得很有意思。平时，我们吃住在老乡家，在各家扮演着特定的角色，有的是儿子，有的是女儿，叫农民们大大（爸爸）、娘（妈妈），并化装成农家孩子的模样，裤上补着补钉，不洗衣少洗脸，脏呼呼的。女生们头上都扎着一条辫子，系着红头绳，穿当地土织土染的粗布衣服，跟农民成一家人了。我在民兵队长家真成了他们的小妹妹。 在分散住家隐蔽期间，我们的学习也有很好的安排，每天上午集中上课或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下午在各家劳动，干各种农活和家务活，挑水、拾柴禾、哄小孩，凡能干的，什么都干。我在家主要是带小孩，也上麦地拾麦穗，上麦场看场院。我看见郭平同学穿着打补钉的破裤子给他的新家挑水，他的个子很小，只能挑半桶水，样子很好玩。 我们在农民家吃住的费用，由学校统一跟各家结算。我们不知道是按什么标准，只知道我们供给的费用大部分给各家，学校只留很少的一部分，用来给我们逢集改善伙食。在农村，每五天赶一次集，农民可以到集上买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政治队逢集集中一天改善伙食，晚上全队集中娱乐。集中的这天，老师把我们分别编成做饭组、赶集组、抬水组、拾柴组。做饭组都是年龄大的女同学。赶集组是大男生，他们要走山路去十几里以外的大村子赶集，不仅挑担子，还要淌水过河。年纪小的同学就只能抬水、拾柴禾了。我被编在拾柴组，上山岭拾柴禾，用头刨一种根很长的草，用筐子背回来。 集中这天，我们像过节一样欢乐，吃大块的肉、好菜、白面大饼和锅贴，还有各种瓜果。晚上，我们在村后地势高一点的场院地上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捉迷藏、跳舞、扭秧歌等，但是不能唱歌，不能大声说笑喊叫。我们隐藏在这山村里，直到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前后三个多月，邻村的人都不知道这里住着这么多八路军的孩子。可见，当时群众保密之严，纪律之好。在那些日子里，我所受的热爱人民群众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那段隐蔽在农村的生活丰富而充实，让我们得到了极有意义的锻炼。在老师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学习文化和政治时事，还用各种土办法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如自制象棋跳棋、跳高、跳远、跳绳、打秋千、编黑板报、画画等。 除了学习、娱乐外，那些日子，学校还特别注重对我们进行热爱劳动、依靠群众、遵守群众纪律的教育，鼓励同各自家人打成一片，经常表扬这方面做得好的同学，批评做得不好的同学，并采取各种办法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和教育。如老师用小纸片为我们每个人做一个小小“借物证”上面写着我们每人的名字，不管从哪家借了东西，都要把这个借物证抵押给人家。如果借了东西不按时归还或将东西损坏，物主可以凭“抗小”的借物证到学校找老师。 迫于当时紧张的战争形势，我们人人都懂得同群众处好关系的重要性，并努力在各住家表现好，讨“家人”喜欢，亲切的叫爹叫娘，又听话，又勤快，深得群众的好评和喜爱。那个叫郭平的男同学，不高的个子，南方人，口音重，但是很会表现，他裤上补着补钉，全身脏兮兮的，每天抡着给家里挑水，很少说话，真像一个小长工，很可爱，老师们都夸他群众关系好，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在上政治时事课时，老师也很注意表扬一些群众关系好的同学，不仅要大家向他们学习，还赞扬他们的父母教育有方。哪位父母来信写得好，也要在全体同学中朗读。记得有一天，一位职位很高的家长派警卫员骑马来把他的两个孩子接走了（为了躲避大扫荡他们要转移到距滨海较远的鲁南去），小学生们的情绪顿时波动起来。老师把大家集中起来，读了郑云的爸爸写给郑云的信，那信写的很长，很感人。信中有几句，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背诵，如“群众是母亲，任何时候你们都要依靠人民群众，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不管敌人多么疯狂，你们都不要害怕，群众会保护你们的。”“群众是母亲，群众会保护你们的。”老师反复地领读这警句。我们也跟着读，并且重复着，气氛十分庄严，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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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大喜大悲的1945年(中) 这些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家情绪很快就稳定了。同学们镇定地准备随时跟农民群众一起跑反，相信他们会在反扫荡中掩护我们，不会把我们交给万恶的日本兵。尽管这样，我们每个人心中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和担心，好像随时会有什么大祸临头，害怕碰上黎明前的黑暗、胜利前夕的灾祸。 6月的一天，正是旧历五月端午节，又是一个逢集，我们全队集中的日子。上午，我们拾柴小组背回来很多青草，我们把青草晾晒好，正高兴地吃着午饭，忽然有位老师对我说：“吃过饭你到周老师那里去一趟，他有事跟你说。” 周老师是我们“抗小”的校长，在老师和同学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他高高的个子，英俊潇洒，乌黑的眼睛里透着沉稳的智慧，穿着也整洁，总是在黑布衣里穿一件白色大翻领衬衫。周老师是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多才多艺，课讲得好，我们都爱听他说话，从内心敬佩他，也有点怕他。在我心目中，周老师是不会随便找一个学生谈话的。听说他找我，心里很紧张，饭也没吃好就提心吊胆地到周老师的住处去了。周老师见我来，很客气地叫我坐下。我不敢坐，小心地站在老师面前。这时，我看见屋里坐着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我不认识他，他却认识我。我一进屋，他就直盯着我，但是没说话。周老师见我不坐，自己也站起来，用很特别的眼神看着我，以严肃而深沉的语调对我说：“水泉头的老乡来这里有事，你跟他回家去看看你母亲和弟弟吧！”停了一会儿，周老师又说：“你是政治队的学员，虽然年纪不大，学习还不错，也已经懂得不少道理了。我们政治队的学生不管遇上了什么大事，都应理智对待，不能感情用事，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成功胜利时，不骄傲得意，碰到困难和挫折也不要悲观气馁。”说完，他向我介绍了那位农民，说他就是水泉头人，叫我收拾一下跟那人去。那人站起来对我说：“是村里派我来接你的。咱们一会儿就得上路，要走三十多里山路，再不走就晚了。” 听了周老师的话，看到他和那位农民不同寻常的表情，我的脑子里立即一阵轰鸣，凭直觉感到家里一定出了不幸的大事。我两眼直直地看着周老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不敢再问什么。我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也顾不得交代什么，无可奈何地跟着那农民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老师的住处。出了村子，径直向东面山路走去。一路上，我们翻山越岭，我都不感到累，只是心里忐忑不安，担心家里出了什么不测大祸。那农民似乎也发现我的疑虑,什么话也不跟我说。我问他我娘的身体可好，他说很好。我当时很担心娘的咳嗽成疾。我问他小弟弟的情况，他也说很好。我问他我爹爹回水泉头来了吗？他说我爹爹没回来，小张回来了。 我问遍了全家的人，就是不追问我爹爹的情况。不是我没想，也许是我根本想不到，我怎么也没往我父亲身上想。在我的印象中，他是被保护得最好的。他经常只派小张一个人回来看我们，很少俩人一块儿回来！ 我虽然一路上心中很闷，但并没有遭遇不幸的精神准备。因为到根据地以来，我变得无忧无虑，心中总感觉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的安全，根本没有想到还会有什么艰难困苦，更没有想到还可能遇上什么大灾大难。 由于心中有事，路走得不快也不慢，我们走到水泉头村口时，天已傍晚了。那农民叔叔把我领到了我母亲住的家，屋门紧锁着。房东大叔说：“小张带你母亲和建国去滨北军区了，很快就能回来。”他解释说：“滨北军区办事处在北面三十多里，村里派了人送他们，早上去的，晚上准能回来。”他叫我不要着急，可以先到他家休息一会儿，说着就要打发那位接我的农民回家。走了一整天的山路又累又饿，那人也很想回家了。但是，他不能把我交给房东。为了完成村里交给的任务，他把我带到街南头农会主席家。把我交给了农会主席，就一声不响地回家了。分手时他和我都不说再见和感谢一类的话。农会主席连口水也不请他喝，就让他走了。可能这就是中国农民为抗日战争服劳役，物质的精神的报偿都不需要。山东农民就是这样默默地奉献着自己。至今，那小个子农民的形象仍然时不时地闪现在我的面前，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他。如果他已去世，他的子女后代们可能还在水泉头。不管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我都从心底深处感谢他们，永远记着他们，想着他们，并愿意尽力回报他们。 农会主席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中等个子，有两撇胡子，人很好，我叫他大爷。他让我先在他家吃饭休息。那天是端午节，他们包了饺子，就叫我在他家吃饺子。我肚子饿了，一点也不客气，把他留下的一大碗饺子全吃光了。 吃完饭，我在他家实在坐不住了，我坚持要马上回家。大爷陪着我向我母亲住的家走去。走到家，母亲他们还是没回来。我让大爷送我到胡同口一个叫卢济聚的大叔家。那家大婶是我母亲的好朋友，我们很熟。还没等大婶开门，旁边一家的大妈听到我的声音，连忙出来了。大妈在大门口看到我，伸着手向我走来，抱住我抽泣着对我说：“可怜的孩子，你还不知道啊！你爹……”大妈泣不成声了，眼泪流满了她那满是皱纹的脸。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一头倒在大妈的怀里，脑子里什么也来不及想，号啕大哭起来，把心里憋了一天的疑虑和紧张全部释放出来了。大妈紧紧地抱着我。大婶也出来了，大家都忍不住眼泪，看着我哭。我的心像被刀子绞一样地疼痛。我必须承认：我最不愿想、最不敢想、最不愿发生的事情终于被证实了。 我大哭不止，不再去别人家，坚持要在大门口等我娘。不一会儿，驮着母亲和弟弟的牲口走过来了，后面跟着小张叔叔和一个手牵牲口的农民。见到娘，我不再大声哭，娘已经不哭了。她从容地从牲口上下来，往家走，一句话也不说，显出一副镇定坚强的样子。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她有那种成熟老练的表情。 我们进了小院，小张抱着建国跟在后面。建国穿着粉色小褂，不哭不闹，很好看。这时他已经六个月，会坐了。进了我们的小屋，母亲催着小张赶快去休息，她给孩子喂奶，不一会儿，建国就睡着了。母亲把蚊帐放下来，轻轻地把孩子放在最里面，叫我也快点睡觉。她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不洗脸，也不脱衣服就钻进了蚊帐里。她不准备睡觉，也不吹灭灯。暗暗的油灯照着一家三口，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可怕，只见蚊帐顶上有几只臭虫乱爬着。 我虽然走了几十里山路，又哭了一大场，已十分劳累，但怎么也不想睡觉。母亲让我头朝后躺在弟弟身边，她自己并不躺，坐在床边看着两个孩子，眼泪忍不住掉在衣襟上。我看见母亲哭，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母女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起来，只有小弟弟在床里边熟睡着。 夜深了，我实在太累了，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娘守着我们，也不知她哭到什么时候才停止。第二天，她的眼睛红红的，大概哭了一夜。她对我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流泪。1950年，她带着建国到杭州看我，才得知她得了泪眼病，那是因为哭得太多，泪腺堵塞，直到1957年来北京后才治愈。 第二天我醒来后，娘告诉我，山东军区领导接她去，一方面是表示慰问，同时也让她取回父亲的遗物。我问爹爹有什么遗物？娘说，就是那件狐皮大衣。那是1944年没收大店大地主的浮财，其中几件真狐皮分给领导干部们的。父亲把它吊上了黑土布面子、绸里子，在当时的农村根据地，这可算是一件很贵重的东西。我问母亲：“你领回来了吗？”母亲说：“没领！人都死了，要东西干什么！”她对军区的同志们说：“小张伺候他五六年，这件皮大衣就留给小张吧！”娘虽然不识字，但通情达理。我不知军区接待她的人还跟她说些什么。后来听说，父亲壮烈牺牲的情景，反扫荡后报纸上登过。周老师早就从报上知道了父亲牺牲的消息。父亲和周老师很谈得来，在水泉头时他曾专门找周老师交谈。 父亲牺牲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抗小”。就在端午节那天我离开学校之后，老师和同学们，在烈日下列队集合，由周老师向大家报告了父亲牺牲的英勇事迹，并动员大家给我写慰问信，捐慰问金。几天后，政治队和住在另一个村的两个文化队的师生代表冒着大雨，淌着河水来水泉头慰问我和母亲。记得周老师他们的慰问信上有“令堂”“令尊”等词，我似懂非懂，但是其中报仇雪恨、继承烈士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一类话的意思，我全能领会并接受了。于是，我只在家里住了几天后就振作起精神，安顿好母亲和弟弟，重返学校了。 回到学校，同学们热情地迎接我，热烈地拥抱我。大家把我抬得高高的举着欢呼，鼓励我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继承烈士遗志，做一名坚强的革命者，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虽然失去了父亲，但是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并没有感到孤单。当时我们唱着一首歌名叫《我们的连长何万祥》的歌，那歌中有几句歌词我记得最牢，简直就是印在我心中：“革命是你的家，党把你养成了英雄榜样，你百战百胜钢铁强，我们的连长啊，何万祥！”自那以后，我就是一心把革命当作自己的家，一心想成为何万祥那样的百战百胜的英雄！此后几十年，虽然为了这个目标吃尽苦头，但是我却至今不后悔自己的不幸遭遇，相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受苦受难是光荣的，是应当心甘情愿的。因为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一种人，是苦，是乐，都认定是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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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大喜大悲的1945年(下) 1945年8月15之后的一个晚上，又是我们政治队在村里集中的日子。我们照样是在村后场院里跳舞玩耍。忽然，一位同学父亲的警卫员骑着马赶来报告全队一个特大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顿时，一直不敢唱不能笑的场院里，爆发了震天的欢笑。同学们抱在一起，蹦跳着，高喊着，悲喜交加又哭又笑。有人飞跑着回家拿来了剪刀，女同学们当场剪掉了令人讨厌的大辫子。我们再也不用化装隐蔽，再也不怕日本鬼子来扫荡了。那一夜，谁也不能入睡，高兴得像疯子一样。8年的流血牺牲,终于换来了最后的胜利。 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最后的胜利毕竟是最重要的。后来有首儿歌简明地说清了“没有烈士洒热血，那有幸福的好时代”的道理。胜利了，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孤儿的悲痛似乎变得不甚重要了。胜利的鲜花本来就是靠烈士的鲜血浇灌的。我被一种强烈的为正义而牺牲的光荣感和对人民对事业的崇高责任感激动着，立志为自己少年时代确定的奋斗目标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即使遇上千难万险，也决不能后退半步。古人说，十五立志，我不明白，我的志是不是在这时就开始立了。尽管这“志”不是什么大志，但作为一种性格，也算是奠定了。俗语说“山难改，性难移”，我的固执坚强的性格，可能只有追溯到那个年龄阶段，那个时代背景，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至于这种性格是好是坏，那就很难由自己评说了。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和豪情进军城市。父亲生前常对母亲说：“胜利后我们进大城市，所有高楼大厦都是我们的。”母亲用嘲笑的口吻说：“咦，看你们这个穷样儿，我就不信，所有高楼大厦都成了你们的啦！”现在，父亲的预言就快要成现实了，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成了中国人民的。我们就要从敌人手中接管这些硬物件了，多么英雄，多么豪迈！只有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人，才能有这种当之无愧的情感，才能有捍卫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的勇气和信心。 1945年8月中旬以后的那些日子，我们浸泡在一片兴奋紧张忙碌的气氛中。“抗小”各队又集中到了温水泉。我们要跟当地的农村剧团合作组成莒南慰问团，分赴新解放的县城演出，主要是慰问八路军将士，同时也向新解放的城市人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这就要编排各种节目，包括唱歌、跳舞和戏剧。这些节目都没有现成的，要自编自演，内容要密切结合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势，而且是由孩子们演出，在时间短促条件很差的情况下，难度是很大的。 除排练节目外，当时还有一项紧迫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治疥疮。那一年同学们普遍得了疥疮，由于环境恶劣，衣被匮乏，非常狼狈。学校决定停课限期治愈，白天练节目，晚上在一座大庙里，男女生分别在南北大殿里一边烤火一边上疥疮药。大家脱光衣服围在木柴火堆周围。那些开始发育的女同学们总是先帮我们小同学烤火，她们最后烤火。治疥疮很好玩，烤了疥疮药，第二天就到村前面的河里洗衣服，先把衣服洗好晾晒在沙滩上、树上，然后洗澡，等洗完澡，衣服半干不湿，就穿在身上。洗澡时也是全脱光，男生在河的上游，女生在下游。大家都非常听指挥，严肃地对待这治疥疮的政治任务，因为谁都明白：治不好疥疮就不能到城市去。洗澡回来后还要晒被子，被子上满是疥疮药的怪味。不过这对小孩子们来说，也无所谓。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肮脏的印象，决不像现在小女孩们那样，对一点脏东西，就显得不能容忍。 由于按这一套严格的办法和程序治疗，可能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的疥疮都退下去了。我们终于可以干干净净地进城了。 九月中旬，由“抗小”师生和农村剧团联合组成的莒南县慰问团从十字路出发了。我被选中参加慰问团伴唱、合唱，还扮演四幕话剧——“武装保卫城市”中小酒店女老板的角色，也算主角了，很是兴奋。我们只背着自己的背包和用当地一种特产的草制作的蓑衣和苇笠。锣鼓乐器、宣传品等，都由农村剧团的团员们背。我们的行军路线是：十字路——莒县——诸城——日照——十字路，全程约600里，徒步行进。这对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也够艰苦了。 9月已是初秋，有几天还遇上漓漓细雨。为了不把仅有的一双布鞋打湿，以备进城穿，下雨时我们总是把鞋脱下来，背在肩上，打着赤脚走在满是沙石的山路上，那种刺疼是很难忍受的，开始脚不敢着地，后来也就能走了。 这次慰问团行军，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途经不少新解放的地区，一天两餐的伙食也难以保证。有时炊事员生不了火，淘不好米，开饭时间要延长一到二小时，大家只好忍着饥饿走在路上或坐在地上，无可奈何地等着。尽管这样，大家的情绪还是高昂的，没有人掉队，没有人叫苦，大家被胜利的激情鼓舞着，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就这样，我们沿着预定的路线前进，依次慰问了三个城市。我们的宣传和演出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节目受到了县城市民和战士们的普遍好评。特别是由“抗小”的孩子们演出，更显新奇。我们唱的歌，很多是国内外名曲，是由大城市来的老师改编，并换上新词的，如“老黑奴”、“地久天长”等。虽然当时我并不懂，但那些曲子动听优美，我们都爱唱。在四幕歌剧《武装保卫城市》中，我扮演了一个小酒店的女老板。汉奸伪军们喝酒不给钱还调戏女老板，女老板借此机会，在醉了酒的汉奸嘴里“套”出了敌人破坏城市的计划，然后通过我军地下工作渠道传出。最后，我军里应外合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胜利地解放了被敌军占领的城市。 由于我们带的节目精彩别致，我们的人员组也特别有吸引力，又加上领导机关的特别重视，那次慰问演出受到了这三个城市军民的热烈欢迎，宣传效果极好。我们“抗小”也由此大出风头，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在这几座刚解放的城市里，滨海地区军政机关不仅招待我们吃喝，赠送战利品，还对我们特别开放，让我们到刚打下来的一个叫泊里的鬼子据点慰问八路军的官兵。在那里，我们看见了血淋淋的战场：据点突围处壕沟里几百具敌人的尸体，被炸得乱七八糟的碉堡，满地用席子盖着的伪军尸体堆和遍地乱跑的正在吃死人的野狗。当时，小小年纪能亲眼见到这样的大场面，对心灵的震撼和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在泊里，我们给战士们唱歌，战士们让我们品尝从敌人据点里缴获的带嘴香烟。大家一边抢着舔烟卷头，一边叫嚷着说：“甜甜的，真奇怪。” 在新解放的城市里，我们享尽了胜利的欢乐，沿途的劳累和饥饿，被忘记得一干二净，而且从实际体验中懂得了艰苦牺牲和成功胜利的辨证关系。 在日照第三军分区礼堂，军区首长招待我们吃了鱼肉，还吃了机器压的面条，感到特别新奇，没想到机器还能做面条！以后多少年都忘不掉那顿饭。 一个多月的慰问演出完成了。大约10月下旬，我们胜利地回到了学校的驻地十字路。我的脚后跟里由于光脚走山路踩进沙粒感染鼓了脓，几天几夜疼得不能睡觉，但那“浓”被一层厚厚的硬皮挡着，挤不出来。最后，卫生员用刀把脚后跟又老又硬的皮切开，把大包的脓放出来，才慢慢地好了。 那次三县慰问演出，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和能力，也大开了我们的眼界。此后，我知道，在山沟小村外的不远处，就有五光十色的城市，那是比乡村文明得多的另一个世界。从此，我的心开始向往城市，并相信了父亲说过的话：“将来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我们的。”大概在1945年10月底，我们“抗小”的学生一批批地被调出来参加工作，我也在那时被调到了滨海区第三专员公署。 第三专署在日照。我们那一批调到日照的同学一共有6人，由我和另一个男同学带队去报到。从水泉头到日照有一百多里路，走了两天。第一天晚上住在坪上兵站。我们带着介绍信，背着背包，拿着滨海的粮票、柴票，在兵站吃住，既方便又安全。到了日照，我被留在第三专署财政处当会计练习生，其他几个同学都去医院当看护。 当时伤员很多，急需看护员。由于伤员情绪不好，派一些干部子女去当看护，有助于稳定他们的情绪。如果派老百姓的女孩去就可能引起种种麻烦，一般女孩是不愿嫁残废军人的。 第三专署的专员是丁梦孙，秘书长姓薛。专署机关设在很深的院子里，我跟一位从中学来的姓费的女同志住在一起。那机关里都是大人，没有年纪像我那么小的干部。我当时的任务就是练习写1至10个阿拉伯数字。每天下午四点多钟吃饭后就跟着其他同志到离机关大院很远处的郊区去做群众工作，就是去联系群众。对我来说，这也可以说是去玩耍。 在第三专署，我虽然年纪最小，但我也是正式干部，不能再叫那些年纪大的干部们叔叔伯伯。机关分战利品，我也有一份。记得1946年春天，我分到一件紫红色的毛线背心和一件海蓝色的绸子长袍，也不记得别人分的什么东西。反正打下城市就像农民斗了地主一样，要给大家分东西。 在日照，我除了经常跟处里的同志们去作群众工作外，还跟他们出去玩耍。我们去石臼所看海，那些海边的大石头被海浪拍打着，海水蓝蓝的一望无际，美极了。从那以后，我就非常喜欢大海，一到海边，心情就特别舒畅开阔。 在第三专署，我虽然没有做什么工作，却懂得了不少大道理，最重要的是学会了关心国家大事。因为那时正是中国的历史转折关头，机关学校，凡识字的人都在议论国家大事，什么政协开会，毛主席到重庆跟老蒋谈判，什么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在时事学习中，我都热烈参加讨论，无所顾忌地争先发言，还跟别人争论。“抗小”的学生，在这方面并不比机关的其他同志弱。大喜大悲的1945年就这样过去了。 1945年我被调出来成为正式干部，很是自信得意。母亲和弟弟仍住在水泉头，由当地政府和群众照顾。这时，我很少想他们的事，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有使命感的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成了革命干部，就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献给伟大神圣的革命事业。古人云：十有五而立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正处在立志的年龄，心里老想些自己半懂不懂的政治形势国家大事，对于供给待遇领津贴一类的事并不关心。平时，我还很注意观察我所见到的人。在第三专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丁专员的妻子。她头脑聪明，作风稳重，生活悠闲自在，给我留下难忘的好印象。另一个人就是薛秘书长，一副非常精明强干的样子。前者令人羡慕，后者令人敬佩。处在那种战争环境，过早地接触了社会，虽然没有读到很多书，但观察过不少人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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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告别滨海回渤海 1946年春，根据国共重庆谈判后的新形势，八路军根据地要精简机构，山东滨海区第三专署要撤销。我当时年纪太小，只有十四岁，专署领导决定送我到大店的一所滨海烈属子弟学校继续读书。去大店之前，领导让我回水泉头探亲。回到家，正巧遇上大舅来接母亲回原籍。这时，我的家乡寿光县已解放了，母亲愿意我同她一起回去，并坚持把我父亲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为此，我和大舅一起到大店滨海行署，见了行署主任谢辉同志。这时，张修身早已跟一位韩主任去了东北。据我娘说，自1945年打下莒县后，小张来看望她并送来战利品一条大浴巾，以后就再没有音讯。 谢辉和行署的领导同志，在大店大地主的餐厅里招待我和大舅吃了他们的“高干饭”。在饭桌上，一位青年同志请谢辉同志审阅修改了一封给寿光县政府的介绍信。信中称我父亲杨绍震是优秀的党员干部，请当地妥善安置其家属并安排其子女上学工作等等。他们还为我们安排了去滨北某村子起父亲灵柩的时间，并选定我们运灵柩回乡的路线。由于当时滨海和我的家乡——渤海的货币尚未统一，行署的同志建议我们用抚恤金买两头毛驴骑回去。这样，到家后就可以将毛驴换成钱。我不知道他们给了多少抚恤金，只记得大舅回到水泉头，跟村里干部们上相邸集上卖了两头毛驴，可能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安置费了。 四月初，母亲、大舅、弟弟和我一行四人告别了水泉头的乡亲启程上路。一头毛驴驮着母亲和弟弟，我骑着另一头毛驴，并带着一些衣物。大舅依然跟在后面步行。同行的还有一位村里派的民浮Ｋ的任务是带路，送我们到埋葬着父亲坟的那个村子。当天晚上，我们在那个村子住下。第二天早上，在这个村的南山坡上，我看见老乡们小心地挖开父亲的坟墓，一个黑色的棺材里躺着父亲的白骨，身上盖着的一件黑色外衣已经腐烂。动土前，一群人围在坟前，他们供上食物，烧上香，把坟前竖起的一块木牌子小心地拔起来，大家的神情十分严肃。看得出，人们对父亲怀着深深的敬意，但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哭声。庄严的气氛让人几乎不敢呼吸。人们为父亲英勇牺牲的事迹感动着，默默地悼念着这位为了保卫群众而献出生命的八路军干部。父亲的灵柩将按预定的路线一村一村地交接转运，直至目的地。 父亲是抗战胜利前夕在去z济铁路沿线城市从事敌工工作的路上遇到敌人扫荡牺牲的。由于他熟悉城市情况，自告奋勇，要求只身去敌人占领的城市做“敌工”工作。5月滨海大扫荡时，他和小张正走到山东军区滨北办事处驻的那个村子。当时，根据地军民对大扫荡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具体的部署。群众一般都是根据邻村提供的敌情，有组织地转移，民兵首先要掩护群众转移，然后在要道埋下地雷，最后转移。军民齐动员准备反扫荡，是当时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中心任务，干部们更是全力以赴，主动承担艰难而危险的任务。 父亲是学过军事的干部，又非常热心群众工作，敌人扫荡邻村时，他主动地协助当地民兵指挥转移和撤退。等所有的人全撤离后，他才化装成农民模样提着篮子和小张一起撤离，往村南的山坡走去。根据邻村提供的情报，敌人是从村北方向来，但当他走到半山腰时却迎头看见了从山头下来的敌人，与敌人短兵相接了。父亲的腿部受过伤，走不快，很难逃走了。于是，他一面叫小张从山沟里撤离，一面根据平时早就做好的宁死不做俘虏的准备，主动地向敌人开了枪，警示敌人不要走近他。敌人知道他有枪，只得开枪还击。他打完了子弹，收拾好自己的枪和文件。他的太阳穴被击中，倒下了。敌人走到他身边，从上到下搜寻他的枪，把他的衣和鞋脱下来找，也一无所获。他实现了自己誓言，宁死不做俘虏，不缴枪。 父亲死后不久，村里的孩子们上山刨柴草，才发现他藏在一块大石头下面的手枪和文件，随后把枪和文件交到军区机关。他死得英勇而崇高。他是为了让群众安全转移而闯进敌人射程的；他为了不让敌人活捉而主动开枪；他在子弹打完后埋藏好自己的枪决不让敌人缴去；他在最危险的时刻命令警卫员转移，把生命留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八路军的好干部，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我们运送父亲灵柩的上路，老乡们翻山越岭，四个人抬着那沉重的棺材，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从这个村庄转到下一个村庄，用接力的办法护送着烈士的灵柩和遗属回家乡。那些山区的老乡们是为支持抗战而无偿地承担这劳役的。他们毫无一丁点报酬和利益，各村派民钙窘璧囊仓皇潜鹾Ｐ惺鸬囊环夤函。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动员力量啊！ 5月中旬，天气已是开始炎热的时节。我们艰难而顺利地终于到达了寿光县城。县政府派人接待了我们，然后按母亲的要求回到了南仉庄我们的老家，把父亲的灵堂搭在我家的园子里。那园里只是草t棚子，没有房子。 父亲的葬礼，很是隆重，家里和街上聚满了人，我们斟灌区的区长站在台子上向街上送葬的人群讲了很长的悼念话，全村居民为烈士送行，把父亲安葬在南坡母亲置的一块地里。可惜那块记载着父亲牺牲日期的木牌不知丢到什么地方了，所以至今我们不知父亲死于何月何日，也不知道埋葬他的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安葬了父亲，安顿了母亲和弟弟，我又像肩负着重大使命的战士一样离开家乡去从事革命了。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在侯镇区党委。我的岗位是侯镇高小学生，我的供给制待遇转到区委，同完小的老师们一起开伙，不入学生伙房。学生们是从自己家里带粮入伙，我的供给是由区政府拨到学校，我的身份显得特殊。当时，由于内战已经爆发，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战争形势和国家命运上，个人的事情都被扔在一边了。我记不清是怎样度过那些动荡不安日子的，只记得跟一个班的同学一起上课，跟老师们一起吃饭，在区政府领一点津贴费做零花钱，寄住在一家老百姓的炕上，经常跟区委书记张承芝他们到处唱歌演戏搞宣传。就这样，1946年的下半年很快就过去了。 在这期间，母亲和弟弟住在南仉庄自己的家里。政府在我们园子里给他们盖了五间北房，母亲带着儿子住着这一排新房子，生活由群众照顾，比起一般人家也不算困难。但这时的新解放区，国民党势力仍然相当活跃，我不敢回南仉庄的家。放学时，只好暂时回王家辛章姥姥家。 从侯镇到王家辛章姥姥家，十几里路，星期六跟着辛章和一溜五营的同学一起走，有说有笑也很快乐。这段时间，我在侯镇搞宣传很起劲，成了骨干分子。1947年新年，我编演的小歌剧在侯镇演出得到区委书记张承芝和老师们的好评。李帮清老师和沈老师夸我有艺术才能，我很得意。这时已经很少想起父亲当年“羊群里跑出驴来”的批评，可能是对自己的特殊化的角色已经有点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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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从渤海工商干校到大清河公司 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内战越打越激烈。候镇完小的学生们一批批地参加了工作。1947年二月份，我也被调到惠民县渤海区工商干部学校学习，成了工商干校第七队的学员。当时渤海区行署主任是吕镜符。工商局的局长是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他们很重视工商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候镇完小很多男同学被调到渤海第三军分区文工团宣传队，我却被派去学工商，心里很不痛快。可能是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我自幼就重农轻商，总认为读书务农是正业，商人不是好东西。尽管这样，当时我已是公家人，干什么全由组织决定，并不征求本人的意见，服从组织决定是革命者的天经地义，既然叫我学工商，那就学工商呗，而且自信地认为，凭着自己的智力和努力，学什么都能学好。那首歌颂英雄连长何万祥的歌常响在我心中，支持我战胜一切困难：“革命是你的家，党把你养成了英雄榜样，你百战百胜钢铁强。”这激动人心的歌，给年轻的心灵浇灌了无穷的力量，就像在孩子心中播下了一粒健壮的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心中占据的地位也不断加重，越来越想把自己铸成百战百胜的英雄。这就是那个时代青少年的心理和追求。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们的一切行为目标和活动方式都是由此引导出来的。 渤海区工商干部学校设在渤海区的政治中心——惠明县城，校长叫张浩。学校规模很大，我被分到第七队，也不知全校一共有多少队。我们七队住在一个独立的大院里，原来可能是一所中学。我们吃住都在这院里，只是在周末开大会听报告看演出，才集中到学校的大会场去。 工商干校七队只有几个女生，我和一个从博兴来的叫田立英的女孩一样大，都是十五岁，另一个比我大的叫杨兰华的女同学，是由一位年纪较大的女同志从济南带来的。据说杨兰华原来是一个孤儿，是这位老同志从困境中把她解救出来的。我们七队大约有四五十人。七队的主任叫徐殿庚，一个个子不高，很有修养的中年知识分子。我们叫他徐主任、徐老师。 徐老师来自济南市，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当时，我对工商干校的一些课程没有兴趣，不喜欢那些工商税务和会计等，对工商学校的培养目标也有些反感，认为学工商，毕业后主要是收税，当纳税狗子和钱粮爷，但对徐老师主持的文艺活动却很感兴趣，特别是对唱歌和演戏这类的活动最起劲。有一次，徐老师让我在他编的一个独幕话剧中扮演一个女特务，教我穿上花旗袍，在台上唱《何日君再来》。我虽然不明白那歌词的意思，但总觉得不好，不愿演这种角色，最后还是听徐老师的安排上演了。他们还教我唱梅花大鼓，我也胡乱唱一通。反正有“抗小”的那点老底，我在这群人中还能应付，不管唱的演的好坏，我不会像一般农村女孩子那样害羞，不怕上台表演。 这段工商干校生活过得很快，转眼间半年过去了。1947年9月我在渤海工商干部学校毕业了。毕业后被分配到黄河岸边清河镇上渤海区工商局所属的大清河贸易公司当出纳员，直到1948年底才离开那个小镇和那家公司。 在大清河贸易公司，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转运粮食物资支援前线。出纳员的工作就是收钱付钱。这种工作很简单，但责任重大，不能出错，还要亲临现场，跟运送粮食的民工直接打交道。这对于一群十几岁的小女孩的确不是一件容易胜任的事情。1948年解放战争打到最紧张的时刻，特别是济南战役期间，我们的任务既繁重艰苦又危险。我们一般是晚上过黄河，在南岸点着汽灯运粮付钱收钱，白天回到黄河北岸的公司住处休息。为了阻止运粮队伍支前工作，敌人的飞机经常在黄河沿岸用机枪扫射。我们渡河的小船就曾被打翻过，只是由于小船已到岸边，我们只被打湿了衣服，没有伤亡，也没有人掉在水里淹死。 在大清河，不管白天黑夜，敌机都常来扫射。时间长了，大家对此已不以为然，听到飞机的声音就很习惯地往桌子底下钻。由于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也就不感到害怕了。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活着干，死了算。”那时，多么盼望我们自己能有飞机飞上天把敌机打下来！ 在大清河，我作为出纳员，主要是数钱管钱，还要研究识别伪钞。1948年秋后我开始担任出纳主管，除了管钱还管着几个人，并记现金出纳账。我们管的现金面额不大，但体积很大，作金库用的两间屋子里满满的堆放着装在麻袋里的北海银行的钞票。我们还经常坐着牛车到几十里路外的北海银行去提款。面对这么大量的钱，几个女孩也胆怯心慌，当时斗争尖锐，环境恶劣，很怕坏人捣乱破坏。我们非常警惕，为了壮胆，公司领导给我们配了一支手枪。我们点钱时，把手枪放在桌子上，虽然不会打，也能吓唬人，壮自己的胆。在那种环境中，我们提心吊胆，时时感到害怕，并不是怕自己不安全，而是怕坏人来抢钱，怕国家财产受损失。脑中常浮现出不怕个人安危、英勇保卫国家财产的英雄形象。心目中的最高英雄榜样就是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同龄人刘胡兰。 大清河公司本部的人不算多，大约只有十几个人。我们住在一个三进的大院里（可能原来是地主的住宅）。第一进院住着经理和监委主任，第二进院是我们财务部人员，南屋里有会计和记帐员——马同春、王荣昌、候东歧、许克明等。北屋里住着出纳室的女同志，当时有主管出纳吕志伟和邢超、田立英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出纳员。第三进院里是运输队，有会计吴锡芝，还有保管员、炊事员等。我们吃住工作都在这个大院里，很方便，也很热闹。 那段时间战争形势特别紧张，我们的任务极其艰巨，几乎天天渡黄河，惟一的休息方式就是下午饭后（大约四钟）几个人去黄河岸边散步。在我们中，年龄大的也有谈恋爱的，如许克明和吕志伟要好又不能结婚，吕为此要自杀。我们几个小人傻呼呼的，什么也不想，除了数钱就是想入党。特别是我，入党要求最迫切，经常主动找王荣昌帮助分析思想，找老监委主任张惠鲁汇报思想。记得那位独眼的老监委主任对我说：“你没有大毛病，工作学习都好，就是说话太随便，撅嘴骡子卖了个老驴钱——背了嘴的害！”我很听他的话，但爱直说的毛病改不了。直到1948年9月，我才被批准入党了，成了中共预备党员。 入党宣誓仪式在大院的南屋里举行，很是隆重。当时的激动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只觉得从此以后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了，肩负着挽救国家改造社会的伟大使命，而且将成为一个品质高尚能力高强无所不能的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那时最向往的就是这种“特殊材料制造的共产党人”！当时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虽然对全中国的范围和边界并不清楚，但在这个口号鼓舞下心胸更宽广了，日夜梦想的就是要跨进一个新世界。为此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不顾一切，下定决心勇往直前，迎接未来。 在大清河，我还读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鲁滨逊漂流记”。虽然当时我并不理解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和他们的关系，但对于开发想象力很有帮助。书中关于鲁滨逊带着星期五改善生活条件的描述，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本书使我懂得外面另有一个世界。我的心里更加野了。 1948年底，在那些接近全国胜利的日子里，我们兴奋不已，高唱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打得好》，辩论着战争的形势和我军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什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什么“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等等。那些日子每天都有胜利的捷报传来，一会儿是国民党74师被歼灭，一会儿又是活捉了邱清泉。1949年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发表，标志着解放战争胜利大局已定，后面的事情就是惩办战犯，接管大城市了。大家被大好形势激动着，唱着“解放军进行曲”，真觉得自己肩上担负着解放全中国的重任，心中充满着胜利的自豪、光荣和梦想。这时，我又想起了父亲当年的预言：高楼大厦都要回到人民手中。我们要派代表去接管全中国的大城市了。此时此刻，我们这些不惜流血牺牲打天下的革命英雄，怎能不感到光荣和骄傲！ 1948年底，由于济南已经解放，支援前线的任务已经完成，大清河公司撤销了。我们回到了惠民县渤海区工商总局，我被派到区局下属的一个公司。在胜利激情的鼓舞下，1949年初我坚定地接受了随军渡江南下的动员，离开了渤海工商局。大概是三月份，我们华东野战军的财经纵队渤海大队，在惠民县出发了。队伍先到济南，然后向江苏南京上海方向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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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随军南下到杭州(上) 南下的路程是艰苦的，我们日夜步行军，野营,露宿,坐在京沪线上的闷罐火车，乘坐高邮湖的破旧渔船，1949年4月22日到达镇江并摆渡过长江，5月3日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浙江省杭州市，住进了湖滨路旁的西湖饭店。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是名不虚传。5月的西子湖真是美极了。我们一群群的男女小兵，扒在西湖饭店二楼的扶栏上往下面看，一双双一对对的杭州男女，打着花伞，手牵着手，悠闲地走在毛毛细雨中的西子湖畔。西湖饭店下层的大厅堂里不时飘出“何日君再来”一类的音乐，真是一片和平宁静的景象。与此相反，我们这帮人，身穿黄绿军装，左胸前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白布牌，头上顶着没有五角星帽徽的军帽，我们是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这种不伦不类的角色，给人一种同外界很不协调的感觉，于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是光荣与骄傲的激情，另一方面是难以言状的空虚感。一种追求和平生活和重新选择前进目标的冲动，不由自主地在脑中涌起。 对我来说最渴望的就是回到学校去读书，那怕是读中学也好，再上几年学，把因战争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学业补上去，才是最重要的。这种上中学的机会，1947年曾因为调到惠民县而丧失（那时我和侯镇完小的一位女教师一起考取了寿光中学）。现在胜利了，和平了，我们这些过早地承担社会责任的失学青少年理应得到重新入学的补偿。从那时起，我的欢笑很少了，时常望着西湖水面发愣，在湖滨公园的草地上沉思，满面愁容代替了原先的欢笑。虽然不知什么命运在等待自己，但心中已感知到自己又到了生命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动荡不安的战争生活已经结束，新的和平的生活将要开始。 渴望和平,是经过长期战争的人们的普遍愿望。对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来说，和平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美好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学业，还有美满健康的恋爱和婚姻。 随军南下的年轻女孩子很多，可能有几百人吧！我们三野财经纵队的女同志大多是从胶东来的。她们一般都是中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下，个子高高的，个个显得活泼健美，比我们从渤海来的那群人的气质强多了。但是到了杭州，不到一年，几乎所有女孩都结了婚。在她们结婚之前，谁也没听到她们讲恋爱的消息。她们嫁的丈夫都明显比自己地位高、年龄大。在当时实行供给制的情况下，结了婚的干部待遇高，生活好，有了孩子的干部生活更好。但是，对女孩子来说，物质生活改善的代价是精神的空虚和痛苦。我亲眼看到，就在我周围，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女孩，一旦结了婚，再怀孕上一个孩子，很快就显出了愁眉苦脸、披头散发、非常难看的样子。那副无精打采、无可奈何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怜、太可怕了。每当看到这种情景，我心中就很自然地涌起各种无法遏制的联想，暗暗下定决心，绝不学她们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走她们的路。 我年纪比她们小，也从未有过当官太太享清福的欲望，不可能追随她们的目标。我有自己的追求。我有自己和平生活的梦想。至于这种追求和梦想，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当时我还顾不得考虑计算，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凡是美好的事情，或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总不能够指望白占、白得就是了，还得不怕费劲，不怕牺牲，继续努力奋斗。前面的路，就看自己怎样选择了。坚持恋爱婚姻自主、自选，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权利，但在当时，在我所处的那种社会环境那群人中，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反叛行为。敢于这样想这样做的女孩子，是注定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很难找到有好结果的先例。 关于我的婚姻原则，我怎么也不能忘记父亲最后同我告别时的嘱咐。父亲对我说：“你是革命者的后代，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学好本事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大事。我要上前线了，以后不可能经常见到你，你要学会管自己，还要管你娘和弟弟。你年纪不小了，恋爱婚姻的事也得懂，20岁以前不能考虑，要集中力量学习，过了20岁，如果遇到合适的可以和我们商量，假如不和我们在一起，你可以自己决定。”父亲还严肃的叮嘱我：“你要学好，如不学好，成了坏孩子，就不要说我是你父亲。” 我父亲是一个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很深的人。据家乡的人们传说，父亲在家教书的那年，过春节时，街上有玩故事踏高跷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出来看热闹，他却躲在家里读书不肯出来。他从不跟女人们来往，保持着旧书生清白的男女界限。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出于大男子的责任感，严厉干涉寡妇嫂子的私事，硬是在村头把大嫂从她和一个地主少爷一起去候镇娘家拜年的轿车上拉回家。他为此惹下一场官司也不后悔。他坚持认为，自己作为杨家惟一的男子，有责任管住守寡的嫂子们，不允许她们败坏门风。在莒南时，据说曾有位叫毛红的年轻的妇联干部喜欢他，被他婉言拒绝，理由是他有妻子女儿，不能随便招惹女同志。 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父亲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在那个时代，这属于很重要的道德品质问题。连我们小孩子们也明白，每年过“三八”妇女节，那些不经组织批准随便谈恋爱的青年干部都是要被批判的。在我的心目中，非婚姻动机的自由恋爱，都应归于不正当一类。于是，当时一般女孩子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两难选择：听组织的话嫁的人，不容易满意；自由恋爱好上的人，又因为没有资格结婚，而属于不正当行为。她们为此苦脑，有的甚至造成悲剧。我虽然年纪小，对这些似懂非懂，也听到不少这类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和平环境的到来，这种事情终于也临到我头上了。这对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16岁孤身女孩说来，是一个生死悠关的天大难关。父亲的嘱咐给了我处事的原则和勇气，却没有指给我具体处置这类问题的方案和手段，于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我，第一次遇到了人生最难的婚姻难题。 其实，我在杭州遇到的这人生第一难题，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它对我来说却像刀山火海一样难以跨越。 16岁，是每一个女孩的花季。这是一个最需要保护的年龄段。但是，在那种环境中，有谁能保护她们呢？我亲眼见到，有的女孩比我还小就被人霸占了。她们没有少女的欢乐，没有自己的意愿，没有纯真的友谊和爱情，在两性关系中，只是一具女性躯体，一架繁殖机器。在根据地的那几年,每年“三八”妇女节，总要批判几个“乱搞男女关系”的青年干部，有的青年男女甚至因恋爱问题上吊服毒自杀。只有那些有结婚资格的领导干部们的婚姻才被精心保护着。领导干部有婚姻特权，而女孩子们是没有婚姻自由权利的。由于根据地和革命队伍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些女孩尚未成年就被当作婚姻市场的供给方，内定为某几位领导干部的婚姻对象了。就这样，在她们还不懂得什么是婚姻、什么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婚姻时，事实上的婚姻行为已经发生了。她们被迫跳过青春年华，直接进入了中年老年。在伟大胜利的1949年，这种悲惨的命运也险些降到我的头上。 在南下途中，我遇到了一位有结婚资格的领导干部，他叫王明川，当时28岁，在青岛读过中学，做过武工队员，有传奇的英雄经历。1947年秋我刚到大清河公司时，他是我们公司的经理。当时，我们几个当出纳员的女孩子曾听过他讲述自己的战斗故事并把他当英雄崇拜。由于他是有文化的年轻干部，不少女孩子都喜欢他，有两个女孩经常接近他，她们的年龄大约十八九岁，我们几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很少去他屋里。王明川能说会道，显得很能干，1947年底被提拔到惠民渤海进出口公司任职。据说，他到惠民后选中了一个从济南来的姓王的姑娘（也是会计出纳工作人员）订了婚。1948年底，当他得知我很坚决地自愿报名随军南下，就冒着很大的舆论压力抛弃了那个城市姑娘，把目标转到我身上。他托我们公司的经理找我谈话，还给我写来了求婚的情书和情诗，其中就有什么“海枯石烂永不变”一类的陈词滥调。当时我还不懂事，只觉得很新鲜。最后，我将要离开大清河时，他专门跟我谈了一次话。那次谈话是在我们公司经理的办公室里。他躺在经理的床上，我坐在经理的办公桌旁。他淘淘不绝地夸我如何聪明能干上进心强等，表示喜欢我而不喜欢别的女孩子，最后说他也要南下，我们将来可能在一起。我被他吹得美滋滋的，低着头不说话，等于默许了他的要求。他得意地向空中吐着烟圈，在屋里走来走去，像狡猾的猎人抓到一只小兔子一样，陶醉于猎人获得猎物的胜利感觉之中。 南下队伍出发后，渤海区工商局内传开了一则新闻：王明川同王某某解除了婚约，另找了一个叫杨勋的女孩。在南下纵队中，我跟王明川并不在一个单位，不属于一个大队。行军途中我很少见他，偶尔见到时，他仍是吹嘘自己的传奇英雄故事，还有那些浪漫的恋爱故事。跟他订婚的那个姑娘，我到惠民后也见过，是个很好的女孩。但是他夸我如何比别的女孩好，发誓谁都不要，就要我。我被他的花言巧语迷住了，答应同他订婚，只是觉得他同别人订过婚，有点不够义气。他不以为然地说，他坚持退婚是因为那女孩家住济南市，家里很有钱，怕艰苦危险不愿南下。这样，我也就不计较他了。 4月22日渡江后，我们很快就要到杭州了。王明川突然叫我在一个申请订婚的报告上签字，并且要我把年龄改为19岁。我犹豫了，我从来没有撒谎，我不愿随便更改年龄，而且，我也不愿意正式打报告跟他订婚。这样，他的报告就没有交上去。这以后，我的情绪趋于冷静清醒，他开始对我不放心，怕我变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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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随军南下到杭州(下) 到了杭州，他是军代表，忙于接管工作，随后就当了浙江省商业厅下属的一个专业公司的经理。我分配在商业厅财务处担任出纳工作。1949年秋天，不少南下干部开始忙于结婚。不仅南下的女孩子们一个个有了主，有的人还开始找上海杭州新参加工作的女学生。这时，王明川迫不急待地要求同我结婚。我却因为在杭州参加了浙江大学于子三烈士的追悼会而忽然醒悟过来，对婚姻的事毫无兴趣了，对王明川这样的“革命英雄人物”也不以为然了。 在新的环境中，我的心情变得开阔好奇，开始向往一种新的生活。王明川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很自然地下降了。我怎么能同意跟他结婚呢！其实，我本来也不曾认真地想同他结婚，我从来也没把什么“258团”当回事，只是被他胡吹动了心，迷糊了一阵子。现在要跟我动真格的谈判结婚，我怎么也不会干。他因着急，自信心越来越弱。在一切高调大话失效后，他就以物质引诱我，送给我枇杷罐头和真丝被面等。有一次还买了许多好吃的，想留我在他那里住，都被我拒绝了。他很恼火。我也开始讨厌他了。我为此事很苦闷，就把自己的心事写进日记本里。他知道我爱“胡写乱抄”，就跑到我们商业厅的女宿舍，把我的日记本偷走，在我的日记本子上胡批乱划，说我的理想抱负是小资产阶级幻想，要我彻底抛弃自己的幻想跟他过日子。这使我对他更加反感。 10月初，时值中秋佳节，大家一起去西湖游玩。在西湖里，我们每个人摘了不少桂花放在自行车上，非常高兴。我只跟别人说笑没理睬他，他不能容忍我的冷淡，就当众对我破口大骂。这使我实在不能容忍，就毫不留情地回击他，并下定决心甩掉他。他认为自尊心受到损伤，一定要报复我。第二天，居然带着手枪闯到我们女宿舍。他见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就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先跟我说好话，我不妥协，他恼羞成怒，把枪举起来对着我大喊：“你如再不答应，我就开枪，咱们同归于尽。”我被吓得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往楼下跑。他没有追赶我，过了一阵，自己有气无力地走了。我在楼下定了神，不仅不再害怕，反而有一种极端厌恶、仇恨的情绪涌上心头。我的本质上并不是弱者，我受不了这样的欺侮。对我来说，吹捧哄骗可能得逞于一时，逼迫吓唬则绝对无效。 第二天，我不与任何人商量，一个人去商业厅干部处告发王明川持枪逼婚。事后，领导找他谈了话，他再也没有来找我。后来听说，他被杨勋气病了，病得很重。厅里有位年纪大的女同志劝我去看他，我不能接受这种劝告。他耍弄过不少天真的年轻女孩子，我绝不能可怜这种人。这种人自吹自擂、灵魂肮脏、面目可憎，全靠一些胡编乱造的英雄故事来哄骗工农干部和单纯善良的女孩子，简直就是一个骗子。 王明川这样的伪君子，在革命队伍里为什么能成为被人羡慕的成功人士，我当时不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逐渐明白：在当时的农村根据地，干部多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低，因此，一些文化程度较高、工作能力较强、从城市来的干部，往往倍受器重，于是他们官运亨通，甚至可以借机行骗。王明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杭州一病不起，最后要求返回青岛。 1966年文革串连时我去青岛，听人说他回山东后结了婚，不几年就死了。即使这样，我也不同情他。他欺人太甚，太横行霸道了。 我在杭州“抗婚”的故事被很多南下干部议论。一般评论是：“王明川固然不对不好，这个杨勋也不善。”不管怎么说，我自由了，我胜利了，我没有落入这种恶人的虎口。虽然我为此受了延长党员候补期的处分，（“理由”是我“为婚姻问题长时间不安心工作”），并从省商业厅调到了下属的中国蚕丝公司浙江分公司。对此，我并不在乎，这也算是一点小小的代价吧！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被送到省办的会计学校学习。会计学校的校长就是当年我们大清河公司的会计王荣昌同志。王荣昌是我一向敬重的一位老同志。他虽然上学不多，但非常好学，很有头脑，作风也稳重。他在我们小青年中很有威信，我们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找他分析解决。 南下到浙江后，王荣昌不在杭州市工作，我们很少见到他。当我因为王明川逼婚问题而万分苦恼时，他对我说过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那句话至今响在我的耳边：“你自己的事要自己决定。”在那种环境中，谁能对一个孤单的叛逆女孩说这种同情支持的话！为此，我非常感激他，尊敬他。我在他领导的会计学校里努力学习，毕业时还被评为学习模范。王荣昌校长在发给我的奖品笔记本上亲笔题写了赠言，鼓励我努力上进。 20世纪80年代，王荣昌当了浙江省旅游局局长、杭州香格里拉饭店的董事长。我在北京和杭州曾多次看见他，像对一位兄长一样同他保持着纯洁的友谊。现在他虽然年老，但头脑依然清楚。他是土生土长的老干部中为数极少的德才兼备者，很值得学习和尊敬。他自己的婚姻并不美满，年轻时就由组织决定同一位比他年龄大资格老的女同志结了婚，婚后生了五六个孩子，听说感情并不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打算带他的一位女友去海南发展，最后，还是没有去成，可能还是因为保守着传统观念，不忍心丢开儿女和妻子去寻求个人欢乐，只能如此了却一生，也够可怜的了。像王局长这样的人，虽然当了官，物质生活也不差，但精神生活并不充实。他从不跟我们谈起这些，只是默默地自己忍受着。这可能也只有用中国人崇尚的一个“忍”字才能解释。自由，特别是两性关系的自由，在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是多么难得的奢侈品啊！ 1951年春天，我从会计学校毕业后，回到“中蚕公司”担任审计。在“中蚕公司”，我结识了几位留用的老会计人员。他们耐心地教我会计审计业务。有一位年纪大的老会计还亲自给我刻了一枚玻璃名章。我至今仍珍藏着并习惯只在新购书籍的扉页上使用这枚图章。这位老人可能已不在人世，但他那可亲的笑容却常闪现在我眼前。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中蚕公司有不少蚕丝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我跟他们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我回“中蚕”后，兼任了中蚕公司的团支部书记，跟这批青年学生成了好朋友，关系最好的有何碧如、沈承泉等。我们经常一起去西湖过团日，每人只花一毛钱划船费，步行沿湖滨来回，却玩得非常快乐。晚上，我们集体住在湖滨路10号的小楼上。夏天炎热，很晚才睡觉，饿了就下楼花5分钱吃一碗小汤圆，真是快活极了。我们还一起学打腰鼓、游泳、爬山，相处得很是融洽。我同那些公司职员、青年学生们融合在一起，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南下干部封闭起来。他们也不把我当“解放军小姐”而另眼看待。我跟他们学了不少东西，除了不会活吃蚕宝宝，别的事我都能学。 1950年南京军校又分派到“中蚕”一批学生，他们也都是江苏、上海一带的人，我和他们也处的很好，有的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如马明、陶杰、夏笑聪等，分别多年还保持来往。 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到杭州招收调干学生。我得知这一消息后，一连几天都跑到商业厅大楼里找团委书记请求报考，最后终于被批准参加了面试。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招调干生有几个硬条件，如年龄、政治条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等。我符合这些条件，被录取了。我在杭州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我要远走高飞了。对此，我自己高兴，年轻的朋友们都为我高兴。他们有的请我去看电影，有的送给我小木箱子装衣物。团支部还专门安排一个团日，大家一起去西湖里划船，欢送我去北京上大学。 8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晴朗的蓝天下，我们的两条小船自由自在地飘荡在碧水清波的湖面上。我们坐在船上轻声唱着高尔基三部曲之一《童年》中那首《可马河》：“可马河一座城在哪我说不清呀，可马河一座城紧靠河边。用脚也走不倒呀，用手也摸不着呀，可马河一座城紧靠河边。”大家一边唱歌，一边谈笑并拍照留影，那纯真欢乐友好的情感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这种记忆一直伴着我的青年中年和老年，给我以无穷的欢乐和力量。 1951年8月底，在火车轰鸣声中，我告别了美丽的西子湖。这次离别，令我感慨万千。我多么留恋每年中秋时节，湖滨路10号我的办公室窗户一阵阵飘进来桂花香气；我留恋那扇向着湖滨公园方向大开的窗户；我留恋那夕阳西下时的宝椒塔影和别具匠心的苏堤、白堤。我的青春年华曾留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我的意志曾在解放路中央信托局大楼得到锻炼。在那里，我第一次孤身一人在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为人身自由同暴力抗争并获胜。这次胜利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我将永远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和尊严。 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抗日烈士杨绍震的女儿，我叫杨勋！”我光荣地离开这座用双脚走进来的美丽城市，现在毅然乘火车北上，回到广阔的北方大地，并满怀自信地踏进日夜梦想的大学校园。不管在那里等待着我的是苦、是甜、是棘还是酸，我都将以充分的精神准备直面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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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中国人民大学五年（上） 读书上学是我自幼的愿望。但是在1951年之前，我还未曾想过上大学。到杭州以前，我还没有真正接触过大学生。在杭州见到的大学生同我关系也不密切，我对他们了解很少。在浙大参加于子三烈士的追悼会，是我第一次进大学校园。我这个人很容易受新鲜事物的影响，见了什么有意思的新人新事，就情不自禁地去思考去学习去效仿，而且很执着、很认真、很投入。浙大的校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大学既美好又高深。但当时，我还不敢想自己能上大学。我终日关心的只不过是报纸上刊出的那些五花八门的补习广告，想从中寻找到什么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些少年时代梦中的英雄形象已经吸引不住我的心了。 1951年暑期，商业厅一个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南下干部回到杭州，他带来了人民大学要来浙江招收调干学生的消息。据说，浙江全省只有五个名额。我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竟然冲着这五个名额活动起来。据了解，这五个名额由省里统一掌握，不知商业厅有几个。 我找到厅里的干部处，处长姓张，胶东人，还有一个姓吴的科长，都是南下干部，我因控告王明川而认识他们。但这几个人给我的印象很平淡，有点唯唯诺诺、麻木不仁的样子，凭直觉感到他们不会对我上学的请求有热情。所以我就不再去找他们，转而去找了另一位能接近干部管理工作的人——厅里的团委书记。我当时是一个专业公司的团支部书记，找主管我们的团委书记名正言顺，而且那位青年团书记对人很热情、很和气，不摆官架子。我争取上学的事不能通过我们中蚕公司的领导去办。当时中蚕的经理叫仲道存，苏北人，原来是新四军，南下后派到中国蚕丝公司浙江分公司任总经理。这个人对我也不错，我与王明川闹翻后，是他从商业厅把我要到中蚕公司的。仲道存那时可能有40岁左右，他老家有妻子，但又想在杭州找年轻的女孩，经过组织帮忙，他娶了跟我同年的蚕校毕业的女学生何碧如。 何碧如是我的好朋友，1951年春天我们住在一起时经常谈心至深夜，我和她还一起去照相馆照了相，借以纪念我们的友谊。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她竟然同意与仲经理结婚。听说，结婚那天晚上，老仲犯了抽疯病，吓得何碧如大哭。何碧如家是地主，她胆子小，需要有人保护，这可能就是她嫁给仲的主要原因。她与仲经理结婚后，跟我们这些小青年的关系就疏远了，我也不愿多接近仲经理了。我本能地认为，有关上学的事在最后决定之前，绝对不能让何碧如知道，以免影响她的情绪。如果何碧如因此闹情绪，老仲也就不会帮我了。 我找团委书记谈了上学的想法，团委书记很热心，可惜我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也记不住他当时对我说了些什么话，总的印象是他愿帮助我、支持我。这使我至今记着他那高高的个子、大方正派的脸和办事认真热情的作风。这时，我还听说，商业厅第一批派去面试的几个人都被退了回来，原因是他们年龄大都超过30岁，文化程度又低，上大学光是老资格不行。有了这些信息，我的胆子更大了，一趟趟跑到商业厅大楼找团委书记，到第四次见他时，他用很镇定的口气对我说：“你不要来了。”我心里直打鼓，是不是他烦我了，不愿理我了。过了几天，公司人事科长通知我去西湖饭店考试。我什么也没准备，怀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去了。其实，那主要是面试，问的问题，现在想不起来了。据说，招生人员主要是根据考生的档案选人，我符合了他们要求的基本条件，又通过了面试，第二天，就得到了被录取的通知。我还被告知：立即准备去北京，9月份开学，开学前还要正式考试，然后根据考生的各科成绩分到不同的系科、专业和班级学习。 人民大学在杭州过去只招专修班，学一年就回原单位。我不知道我被录取的是什么班，是不是学一年就让我回来。我顾不了想这么多，反正我去北京读书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怎么能不激动！ 记得，1950年我母亲带建国来杭州看我时，我曾对母亲说，我一定要去北京念书。母亲用浓重的老家话取笑我：“咦，看你乜个样儿，还想上北平！”。她那口气、那音调跟当年嘲笑我父亲想进城收复高楼大厦一模一样，只是对我的态度更轻藐而已。我对母亲的讥笑不以为然，毫不在乎，心想：反正是胡思乱想嘛，为何不往高处、大处、好处想！其实，我想去北京也不是完全无根无据的胡思乱想。我在老家见过父亲年轻时在北平西长安街照相馆照的相片和他在北平买的书籍及法律教材。我还听二大娘对我讲过，我老爷爷从四川娶回四川老婆，后来又想上北平做官，最后死在四川的故事。二大娘常说：“我们杨宅上老辈就出能人，不仅有男人们在外做官的，而且你的两个老姑也是识文解字能写会画的”。后来我在书箱里见到过她们留下的字画。我老爷爷死后，就是这两个女儿把他的灵柩从四川运回老家的。二大娘对我说：“她们很能干，就像你把你爹的灵柩从铁路南边运回来一样”。通过这些，我了解到杨家确实出过一些人物。我想上北京有什么奇怪？北京是首都，全中国人谁都可以去！我既然敢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争，怎么不敢去北京！ 母亲不理解我的志向，她不识字，她的娘家和她娘的娘家，都是穷苦的老实农民，家里连一张书桌一本书都没有，她怎么敢想遥远的大事？当初父亲坚持让我念书，说“宁肯把地卖了也要供孩子读书”，母亲不反对，主要是因为她喜欢听闲书中的故事，一心想让我识了字可以看闲书，给她讲闲书中的故事。她并不想让我念很多书，更不相信一个女孩子会有什么大出息，做什么大事。父亲则不然，他是破落的官宦人家的后代，他拒绝跟两个哥哥学经商，一心要读书，追求大功名。据母亲说，父亲在家教书的那一年，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一会儿脱下长袍只穿毛衣，一会儿换上军服扎上武装带英武地在地上走来走去，嘴里嘟喃着：“奶奶的，总不能呆在这里干这么点小事啊。”娘说，“他老想干大事”。使她纳闷的是：什么是大事啊？我娘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大事。她也从不关心大事。1932年到1934年间，父亲每年从北平带几百大洋回来，她总是交给她娘处置。她也不把这当什么大事。她心里根本没有大事的概念，只知道做手工活、针线活，把自己和孩子打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抱着孩子玩。她相信父亲对她好，指望一辈子靠着父亲。她嫁到杨家里算是见到了大世面，只知跟着走，很少动脑筋。她为人正直善良，不小气，不怕事，也很可爱，但不能指望她理解大事。自从父亲死后，母亲的独立性增强了许多，但也只是一心领着孩子过小日子。对我要上北京念书的想法，她只能将信将疑。但有一点她是认同的：女儿是公家的人，上哪去她都管不着了。实际上，她也从来不想管别人，只是习惯地被别人照顾，先是我姥姥管她，后来是我父亲管她，我管她，最后是政府和群众管她。她的封建观念很顽固，死活不改嫁。父亲死后，谁动员她嫁人她就哭，一心守着两个孩子，盼着孩子们长大成人！这就是我可爱的苦命的母亲。她不理解我，我却能理解她。 1951年8月底，我提着杭州小姐汤元秀送给我的小木箱，上了从杭州开往北京的火车。当列车驶进北京城，我从远处看到那高大的城门楼时，我的心激动得砰砰地乱跳，全身的血液似乎沸腾了。“啊！我真的到北京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迎新站把我们接到了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在那里，我们每人领到一个马夹，又参加了为分系分科分班而安排的考试。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共四门。根据规定，只要其中的两门及格就可以入本科，两门不及格者进入预科。我的政治、语文成绩都是四分，后两门不及格。这样，我被分到本科国民经济计划系。这个系在海运仑，我也就离开铁1号，迁到了海运仑。 在计划系上了一个多月课后，我忽然听人说，人民大学在鼓楼附近还设有一个补习文化课程的预科，学习期限为一年，不少劳动模范、战斗英雄都在预科补习文化，如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等。那时，我太想上预科了，在预科我可以多学一年，补上中学的功课。我急忙去找班主任张庆儒老师。他说，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不能改了！我还是用老办法——找他磨。我的理由是：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影响，我没上过中学，趁自己年龄不大，补补文化课，这对以后上本科有好处。的确，我是真心来念书的，而不是来混大学文凭的。我的真诚求学态度感动了他。最后，系里批准了我的请求，并为我联系去预科的事。于是，我从海运仑搬到了什刹海旁的拈花寺胡同人大预科大院，成了1951年人大预科三班的学员。 人大预科共有7个班，第三班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班。三班的十几个女同学都比我年纪大，有的还有孩子。记得，有一个叫鲁映的，可能三十多岁了，很漂亮，是外贸干部，曾在香港工作过，也来学文化。还有一个叫高伟明的，是军队某话剧团的，上海人，快三十岁了，还没结婚，除了上课，她天天读大部头的苏联文学名著。当时的人民大学是全国政治地位最高的大学，吸引着一切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干部。人大预科更具有一种特殊的任务，即为那些因长期战争而耽误学习的革命干部提供补习文化的机会。预科的学员虽然文化不高，但一个个都显得气度不凡的样子，穿着打扮也比较讲究。他们充满自信，学习也很用功，没有人以功臣自居，对老师也特别尊敬。 在预科，我们专心学语文、俄语、数理化等课程。记得，有一位女老师教我们语文，她年纪不小了，还没结婚，穿着一身浅色列宁服，白色凉皮鞋，既漂亮又文静，课也讲得好，我们都很尊敬她。预科的课程很实用，大家学得很起劲，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在预科三班，我年纪最小，功课学得好，考试成绩好，我的作文还在全预科展览过。我每天无忧无虑地专心念书，度过了这段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我真庆幸转到预科，可以多学到一些基础文化知识，假如年纪再大，就不可能有那种机会了。 在预科，我们还参加了各种文体活动，唱歌、跳舞、打腰鼓、打排球等，玩得很痛快。 第二学期开学不几天，我们班几个女同志被调到人大校部参加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打老虎”。人大三反五反运动的重点是基建处。因此，我们“打虎”队队员从城里各系各单位汇集到正在搞基建的西郊人大校园。那时，人大在西郊只有三座新建的红楼。我们住在红一楼后面的小平房里，开会学习和揭批有问题的“老虎”都在那里进行，无非是领导说什么有问题，我们就去查什么，好象主要是检查所消耗的建筑材料和各种物料。 “打虎队”一共有十几个人，都是各系各单位抽调来的青年同志。预科有我和胡广明，还有一个年纪大点的女同志。调我来可能是因为我做过出纳会计一类的工作，查账算账这种人有用。 在“打虎队”工作了几个月，我不知道最后是否打到了“老虎”，但我个人的收获是具体的重大的。在那里，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终身丈夫的赵履宽。 赵履宽是人大合作系的干部，云南人，二十一岁，是个很惹人喜欢的小青年。赵说，他是1948年从昆明来北平的，到北平后先投奔在北大西语系上学的老乡杨文斗，曾住在北京大学西斋。他本来想上北京大学，但因路途遥远，到北平后，名牌大学已结束招生，只好上了华北文法学院文哲系，不久就到了河北省正定县进入专门吸收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华北大学。后来华北大学改组为中国人民大学，他也就成了人大的第一批干部。在“打虎队”，他不谈论自己在原单位的工作，也没有人注意他的职务，只觉得他是个很随和、很有意思的人。他知道的事情很多，什么话题都能谈起来。我们清查红楼基建中消耗的设备和建筑材料，他带我去红一楼点数每一层的灯头和三通，他爬到高处数着，让我在下面记。他像一个懂得很多的大人，我很佩服他，把他当作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愿意跟他闲聊。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关于云南和昆明的事儿。他是云南大理人，抗战期间由他大哥资助在昆明上中学，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天南中学等学校。在高中二年级时还担任过学生会主席。 赵的经历使我感兴趣。抗战期间，云南是大后方，昆明是美国的空军基地。那时美国作为世界反西斯同盟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特别是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丢了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投降，因此，中国人民对美国颇有好感。这些背景情况，我在“抗小”听到很多，只是不能像他那样说得头头是道、有声有色。抗战胜利后，全国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昆明是民主运动的摇篮。著名的“12.1”事件就发生在昆明。1945年冬天，我们在抗日根据地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民主人士的罪行。那悲壮的悼念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人士的哀歌，长期回荡在那一代青少年的心中，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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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中国人民大学五年(中) 在抗日根据地，我听小张叔给我讲过很多国民党在西南大后方贪污腐败的故事，还看过不少揭露这些丑恶现象的小人书和连环画。我从当时流行的儿歌中知道“国民党，住在大后方，大吃大喝嫖女人，坐汽车住洋房”。我问赵，国民党住什么洋房，坐什么汽车，美国兵是不是真的开着吉普车在大街上喝酒拦女孩子……对于我提的这些好奇的问题，他总是淘淘不绝地回答。他见我很有兴趣地听他吹，很是得意。围绕这类话题，我们的交谈很投机，双方都好像找到了知音。看来，这点民主主义精神，可能就是我们后来能长期共处的思想基础了。它支撑我们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暴风骤雨。 跟赵履宽在一起，除了谈论抗日、民主，我们还在一起唱歌、下棋、做游戏。从预科来的几个年龄大点的女同学，也很喜欢他，常逗他玩。有一天他睡着了，她们把他的头发扎成小辫子，出他的洋相，他也不生气，总是笑眯眯的像个小弟弟。他似乎只在我面前装大人模样，逞能好胜。他带我到红一楼清查楼里的灯管灯具，我不知道那些材料的名称，他都知道，什么灯头、三通等。我特别佩服他分析抗日战争形势的才能，觉得他很有知识。对于他1948年能来北平，也很钦佩，因为那时一般人都跟国民党往西南逃跑，北方是解放战争的战场。我问他：北方炮火连天你想来干什么？他说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北平有西南联大时期的进步教授，他们在抗战时期到了云南，同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一起生活，带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假如没有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大学以及华中大学的成万师生开到云南，像赵履宽这样的人，也许永远上不了中学、大学，更不会冒险北上追随进步教授。其实，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教授，只知道学校里有老师。 1952年4月，“打虎队”的工作结束了。“5.1”前夕，我回到预科。赵履宽也回了合作系。分别前，我随便问他在系里做什么工作。他说：搞教务，排课表的。我不懂这是什么工作，但不再追问他，只觉得反正不是什么重要工作。他似乎也不认真回答我。我听别人说他是少数民族，就问他是什么少数民族？他说是说白族话的民族。这些，我不懂也就不再问了，以当时的直觉，人走茶凉，走了散了，谁也没有打算以后还会有什么联系。 回到预科后，五队、七队的同学带头兴起了一股跳舞风。他们当中很多是从东北来的，受苏联的影响，又会唱又会跳，不仅每天晚上在食堂里跳，课间十几分钟也跳，会跳的同学很活跃，又是转圈，又是请舞伴，很得意；不会跳的人站在一边看，干着急。为了学跳舞，不少男同学抱着方凳练习走步、转圈。各班的文体委员也组织大家互教互学。青年人爱追求新潮，一时间跳舞成风，谁也不甘落后。没有多久，大家都能大模大样的上场跳了，不仅在预科的食堂跳，星期六晚上还成群结队地到铁狮子胡同一号钟楼前全校的舞会上跳，那里有学校的乐队伴奏，非常热闹。 在铁一号舞会上，我又遇见了赵履宽。他约我跳舞，我不好意思，也不敢下场。我说不会跳，他就不再约我，立即同别人跳起来。我见他同别人跳不再理我，心中不高兴起来，感到很别扭，却又不愿走开。赵履宽可能看出我的心思，主动过来教我。他很会跳。我心想：大后方来的人嘛，当然是会玩的了！我们在抗日根据地只会扭秧歌，学生们跳舞也不是跳这种交际舞。就这样，我和赵不约而同，经常在铁一号见面，后来我也能和他协调默契地跳舞了。 有一次，他带我连跳了两场后对我说：“不跳了，咱们去铁三号走走。”我跟他出了铁一号大门往北走，不到300米，就进了铁三号的大门。晚上，铁三号院内没有人，很安静，我们谁也不说话，只顾往里头走，突然看见院子中央有一条上体育课用的爬绳高高地吊在一棵大树上。赵找到了打破僵局的话题：“我爬一个给你看看。”说着就噌噌地顺着绳子爬到树顶上去了。我有点害怕，让他小心，快点下来。他说没关系，他是运动员。一边说着，出溜一声熟练地落到地上，很好玩。我们在铁三号院里散步，我问他：“你是党员吗？”他自信地回答：“现在还不是！”我觉得这人真逗，不正面回答问题。那年代，哪个进步青年不想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啊，我都有几年党龄了，他真胆大，也不怕我笑他落后，还用这种含糊其词的话糊弄人。说也怪，他这种巧妙回答很有效，使我不敢随便看不起他。此后不久，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已被批准入党，预备期一年。 1952年暑假到了，我决定回老家看望母亲和弟弟。我兴致勃勃地回到了五年未归的家，还带着各种书本，打算在家最少住一个月。但是不知为什么，只过了十几天，就在家呆不住了，脑中不时地闪出赵履宽的影子，心中常惦记起那位赵履宽了。 暑假过后，我从预科转回本科，仍然是国民经济计划系。计划系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专业，我喜欢农村和农民，就自愿报名选了农业经济。后来我们农经班又从计划系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农业经济系。1952年，计划系仍然住在海运仓。这时赵履宽住在北海附近的鸭儿胡同，他风趣地说自己住在“雅尔塔胡同”，借此又对我吹了一通二战与雅尔塔会议，什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等。我像一年级的小学生一样专心听他讲。他俨然以一个调干学生的老师自居，颇为得意。 在人大预科和本科，我学习都不吃力，成绩优秀。那时，没有什么必读、选读之类的书，只要能听懂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并能记下笔记就算相当不错了。至于考试，也主要是背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内容。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因为我听课很专心，上课时注意力非常集中。同学们开玩笑说：“你连老师的笑也用括号记下来了吧！”那时，能记笔记背笔记，就能考得好成绩。由于功课负担不重，一些课外的文体科研活动，我也很热衷，对灵巧类的体操，如平衡木、高低杠等，我也喜欢玩。唱歌，我更是积极分子，还加入了校合唱团，穿起拖地长裙，学着歌唱家的样子唱女高音。 人民大学教低年级俄语的老师大多是苏联人，教我们班的是一位二战士兵劳格夫。上课时，他在讲台上常用小梳子梳他的金色头发，朝我们瞪着蓝灰色的眼睛，很好玩。他教我们发音非常认真，我们都很喜欢他。为了学俄语，我们把宿舍的用具都贴上俄语纸条，还学唱俄语歌曲。我在抗日根据地时，就喜欢唱苏联歌曲，这时又学了俄语，对苏联歌曲就更有兴趣了。那时最向往的是苏联，报上宣传着“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不仅喜爱苏联的流行歌曲音乐，还经常看到苏联戏剧和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曙光照跃着莫斯科》、《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 由于充满希望，学习也特别努力。期末考试，我的成绩是全优。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这时，我虽然没有钱购买吃穿用品，有时早饭还吃不饱，第二节课就感到饿，到铁一号坐有轨电车要花两分钱，为了节省，也宁肯步行。但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并不觉得艰苦和难堪。我从不羡慕别人的物质生活，甚至鄙视那种一味追求物质待遇的人。记得在预科，有一个结了婚的女同学，动不动就在别人面前显示她的富有，甚至当众说：“没有钱就像瞎眼一样难受。”她早上先同大家一起在饭厅吃一个馒头一碗米粥，然后就到外面小摊上买一个芝麻烧饼吃，以此证明她丈夫有钱支持她。这种做法令人十分厌恶。我看着她单独一个人吃烧饼时那种得意的样子，都替她难为情。她自己却一点感觉都没有，真可悲！ 1952年，暑假过后不久，赵履宽到海运仑找我。下第二节课后，一群女学生又说又笑叽叽喳喳走在从教室到宿舍的路上。忽然有人在路旁远处大喊了一声“杨勋！”，我站定一看，原来是赵履宽。他穿着一件黑色厚波兰尼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笑眯眯地站在路边。我不好意思地离开同学们走过去跟他说话，问他为什么这样大声喊叫。他说，不这样叫你能听得见吗？倒也是！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姐姐从云南来北京了，约我一定抽时间去见见她。那天，赵履宽给我买了一块蓝色细毛线头巾和一双蓝底红条细毛线手套。我一见就很喜欢，但又不好意思收下，就推辞说不要，让他带给他姐姐用。他有点不高兴地说：“不要就扔到什刹海里，反正我不会拿回去的。”我看他有点生气的样子，不敢再说不要，就收下了。他没有再说什么，一个人慢慢地走了。我真怕得罪了他，以后再也见不到他。 过了几天，我在鸭儿胡同见到了赵的姐姐。赵有三个姐姐，这是他最小的姐姐。她叫赵履谦，是云南大学文学院三年级学生，被云南省教育厅选拔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以培养当时全国急需的政治理论课教师。 赵履谦只比赵履宽大两岁，但是很像大姐姐。她带着白色近视眼镜，穿一身淡灰色列宁装，高筒翻毛皮鞋，一副学生模样，比我想象的革命多了。赵说他姐姐去过香港，从香港带来不少衣服、衣料，等她大姐来了可以做些衣服给我穿。我嘴上说不要，但心里还是想穿好看的衣服。我当时每月只有29元助学金，入大灶交伙食费12元，寄给我姥姥5元，余下的钱要买笔纸文具衣服鞋袜等，还要有几块钱留作回家的路费，根本没有零钱买什么自己喜欢的衣服。每年参加“5.1”、“10.1”游行，我都要借胡广明的裙子穿。我个子高高的，不胖不瘦，穿胡广明的连衣裙很合身，但游行回来就得脱下来还给她。记得这年国庆节游行时，我们在白塔寺附近遇上北大的女生队伍，她们的衣服比人大女生的衣服漂亮得多，不少女生都穿着鲜艳的开身毛衣，下身是格呢裙子，太美了。有时我从心里也想打扮自己，也想美一美，但没有可能，只得经常照照小镜子梳梳头发。从小镜子里，我看到自己的脸很美，越看越觉得自己美，年轻女孩子的爱美和骄傲心理是难以捉摸的。 国庆节后接着是中秋节。中秋节后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和赵又在铁一号相遇了。他不约别人跳舞，只约我跳。这时我已能熟练地跳三步、四步了，特别是那些熟悉的乐曲，我和他能配合得很好。但是，跳到第二场的下半场时，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实在没心再跳了，还是赵先说：“不跳了，咱们去北海玩玩吧！”我顺从地跟他出了铁一号大门往北走，先到鸭儿胡同他的住处。他带上补发工资后用90元买的一架日本旧手风琴，穿上一件灰色小呢服，又带了些月饼水果，领我进了北海后门，说要在北海给我补过中秋节。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安排，毫不犹豫地跟他走。 在北海公园，我们找到一个土坡的一棵树下，把吃的东西摆在地上，一边吃东西一边拉琴唱歌。过了一会儿，他不想拉琴我也不想唱歌了。在月光下，我们低着头相对无言，最后两个人都忍不住了，相互扑在对方的怀里，几分钟后才冷静地分手。这以后，谁也不再说什么，收拾了东西，手牵手默默地走出了北海后门。这时，天已很晚。我们没有手表，不知道几点钟，只觉得天有点凉了。赵履宽把那件灰色的小呢衣披在我身上，送我回海运仑。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到鸭儿胡同他的住处。由于心中充满着爱情的幸福，我们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寒冷和劳累。后来，我们不知有多少次从北海后门走到北海前门，再走到东四宽街铁狮子胡同——海运仑——鸭儿胡同。有时一个晚上来来回回地走来走去几趟，不觉得劳累，也顾不得算计时间。这可能只有恋爱中的男女才能做到。 在北海补过中秋节后，我心里安定多了，感到自己已经许给一个人了，心中充满了幸福和快乐。这可能因为我是孤儿，缺少家庭温暖，没有人这样疼爱过我。在我的记忆里，好像还没有专门度过什么中秋节。除了在“抗小”同学间的友谊，多少年来还没有人跟我这样亲热过。我也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我和赵履宽就这样相爱了。那种纯真、甜美、热烈的爱情，鼓舞着两颗年轻的心，勇往直前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俗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生活经验告诉我，那是对安定的幸福时光的感受。假如处在不幸福不安定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那就会有度日如年非常难熬的感受了。对于我和我的同辈人来说，1952年到1956年是一个很难忘记的美好时期，因而时间过得特别快。 1953年暑假前，我们计划系搬迁到西郊人大新校园。暑假里，我又回家探望母亲和弟弟。他们住在当地政府专门给我家建的五间大北房里，院子里种了树和瓜果。母亲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她公正认真，自己不分地产，还当了县人民代表，很受村里人拥护。小弟弟建国上小学三年级了，很健壮也很聪明，能讲述很多故事。我每次回家，他总是跟着我到处跑。我领他去辛章姥姥家，一路上我教他唱歌，说俄语。他说，姐姐唱歌像电台广播的一样。母亲生活有政府和群众照顾，又守着儿子，女儿还在上大学，她感到很满足。母亲回南仉庄独立生活后，姥姥也过得不错。她的几分地由“不像样”大舅和“不听说”二舅帮助耕种，我每月还给她寄五块钱零用。这比一般农民家的老人好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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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中国人民大学五年(下) 大学的暑假长达两个月。按理说，我至少应在老家陪母亲和弟弟住一个月。可是，每当我想起远在北京的赵履宽，就渴望能立刻回北京见到他。也许爱情的吸引力确实大于亲情的吸引力。我在老家只住了半个月，就急匆匆地返回了北京。从这次见面时赵履宽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我提前回京有多么的高兴。 这年暑假，赵履宽所在的合作系的工会组织几个教员集体结婚。工会主席赵基凯动员我们也参加。我很犹豫，但赵履宽和他姐姐很积极。我没有坚决反对，也就算同意了。那时结婚非常简单，几乎不用做什么准备，人民大学调干生很多，不少学员都结了婚，甚至有孩子。赵履宽这时已是党员，又由教务干事转成了教员，正在准备讲课，他每月还有70元工资。这样，从主观客观条件看，结婚也是可以了。他交给我30元钱，履谦姐陪我去王府井大街的王府百货公司买了一对浅绿色挑花枕头和一个玻璃花瓶，我们班同学们送我一个纯白色大床单，8月6日我们在鸭儿胡同参加了合作系教师的集体结婚典礼，完成了中国人常说的“终身大事”。 结婚后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我平时在西郊，周末回城里。这时赵已迁到海运仑。我们的生活过得愉快而充实。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1954年8月15日我们有了第一个儿子——赵蔚。我开始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生孩子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对小家庭的责任。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结婚过早了，主要是没有条件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不仅累了自己，也苦了孩子。 小蔚出生前，我们住在海运仑赵的宿舍里。每天早上都有人来约赵履宽出去跑步、锻炼身体。晚上他常去诗社朗颂现代诗，回来还热情地背给我听，什么普希金的梅特湟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我都愿意听。他的手风琴也拉得熟练多了。有的歌，他一边拉，我一边跟着唱，日子过的很快活。但是，随着产期临近，我心里感到很恐慌，对赵的琴声感到厌烦起来，主要是因为小孩子出生应有的准备一点也没有着落。赵履宽对我说：“没有关系，有我姐姐呢！”我心里还是很乱、很怕，对一无所有的这个“家”很是担心。 8月15日，小蔚在东四一家医院里顺利降生了。我为自己第一次做了母亲激动不已。赵履宽一整夜都等候在医院的产房外，直至清早听到儿子的哭声后才肯离去。下午，他又来到医院，但不能进妇产科病房。他只好留下一封热情的信，感谢我为他生了儿子，并询问小蔚是不是睁眼了。他的信虽然很短，但很动人，说为了我和儿子他会努力做好一切，真正负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的信人情味十足，使我深受感动。我深信，虽然我们一无所有，只要有了儿子，就将会有一切。他在信中告诉我，我母亲因大水阻挡没有按时到京，让我不要着急，他姐姐会来帮助的。我完全听信他的话，什么也不担心。但心中也明白他姐姐当时还是个怀着孩子的准妈妈，怎么能有照顾产妇和婴儿的经验？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我和孩子该出院回家了。但是，我们的家在哪里呢？马上就开学了，我不可能再住海运仑，只能住西郊。赵履宽在西郊红楼后面的一排小平房暂借了一间十二平米小房给我带孩子。我催他事先去打扫收拾一下那间小房，他说等出院时可以一块解决。出院那天，赵履宽叫了一辆三轮车，带了四根线绳，骑着自行车来医院接我们去西郊。他用绳子把我的衣袖和裤脚扎紧，说这样可以防止风吹受凉。我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被把孩子包起来，抱在怀里坐上三轮车。他骑自行车紧跟在后面。从东四到西郊人大校园，用了约两个小时，到达红楼后小平房时，已经快中午了。 我们的小屋里只有两块床板，床上还有赵履宽借来的两个军用床垫，满屋的尘土，产妇和孩子根本无法休息。住在平房的有一位俄语系的邻居，见到这种情况，赶快把我们请进他们的屋里，让我上床休息。孩子热得满脸通红，大声啼哭。履谦姐早就等在那里，但面对这种场面也不知所措。邻居家小宝的阿姨说，婴儿应当喝水，姐姐连忙借邻居家的炉子给小孩煮了奶瓶，倒上水，把奶瓶对在孩子的嘴上。孩子使劲地吸着水瓶，哭声比原来还大。我把奶瓶拿过来一看，啊！橡皮奶嘴还没有穿洞！好一阵子手忙脚乱后，孩子总算喝了水，睡着了。我们吃了从食堂打来的饭菜，铺好了床，进了自己的“家”。赵履宽在炎炎烈日下骑着自行车去海淀买了煤球炉和劈柴，在邻居阿姨指导下生起了火，烧了水。大家都说那煤球炉子很好用，而且只花了四元钱，真是便宜。下午，赵履宽去海淀买杂物，又买来了两个煤球炉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不管怎样，小孩子总算安顿下来了。第二天，我母亲也来了，我们好歹混着过日子，幸好我有奶水喂小孩，不需要牛奶，省了不少麻烦。所幸，孩子长得很好。很快就到了9月，我们要开学了。我虽然还在产假中，心里却老惦着上课。我们班的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郑琴僚、陆彬彬、李志等同学帮我抄写了各门课程的笔记，我只要照着笔记背就是了。小孩子刚过满月，我就去上课了。这个学期结束时，我的成绩仍是优秀，几乎什么都没有耽误。生孩子这一关就这样过去了。 生孩子困难，扶养孩子更是困难，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孩子出生后谁来管？一般人都希望自己的母亲来帮助带孩子，赵履宽也这样想过，以为我母亲来了就可以万事大吉。事实上，这方面是不能指望我母亲的。我母亲从年轻时就靠我姥姥。她在家务事上很无能。在西郊小平房里，我母亲抱着孩子一筹莫展。她看着这陌生的环境和空荡荡的小屋不知从何下手来管理这个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自己的心思不可能全放在女儿身上。她不可能常住北京带小蔚。她时刻惦记着自己的宝贝儿子和自己的家。我一心想去上学，也不可能天天给孩子喂奶，带孩子睡觉。那时候，青年人对孩子的重视程度不像现在这样，都不愿因为孩子影响自己的事业和学业。考虑再三，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决定让母亲带小蔚回山东农村，靠羊奶喂养。 11月中旬，小蔚满三个月，已经很好玩了，但也快要离开我们了。我们给他穿上花棉衣，带他去海淀街照了百日相，送他和姥姥一起回老家。 把孩子送回老家后，我虽然减轻了家务负担可以集中精力学习，但是，对孩子的思念却无法排除。更使人不安的是，农村物质生活和卫生医疗条件差，这可能威胁小孩的安全和健康。 春节过后，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从老家发来电报说：小蔚被杨炳章舅舅不小心摔在水桶里，因受惊而抽风了。收到电报后，我火速赶回老家，把孩子接回北京。这时履谦姐同姐夫杨遵道及他们的孩子杨平住在城里。我们就先把孩子放在他们那里。由于这位姑父比我们年纪大，而且细心，家里还有阿姨帮忙，小蔚在姑姑家得到较好的照顾，病很快就好了。 1955年暑假前夕，我们三年级学生去河北芦台农场实习。小蔚病好后已经送到了人民大学保育院乳儿班。我实习回来，见到孩子长得又胖又壮，已经学会扶着东西走路了，真叫人高兴。在这以后，我们再也不想图省事把孩子送走了。平时我和赵学习工作娱乐都很正常，休息时接孩子回家三个人一起玩耍。那年冬天，赵履宽在海运仑要了一间家属房，每月花30元请了一位从河北省徐水县来的老大娘带小蔚。当时赵履宽的工资是70元。我们虽然没有钱买水果，更没有钱制衣服，但过的很愉快，也不羡慕那些生活富裕的人，安于清贫，对前途充满信心。 就这样，我们艰难而幸福地度过了1955年。1955年到1956年，虽然社会上的政治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影响到学校和大学生，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受到大震动，只知道跟着走，从不想是对是错，心中装着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党领导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坚信“共产党是人类的智慧和良心”，只要坚决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前途就光明，事业就胜利。有人说，那个时代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现在仔细回想思考才明白：那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个人理想，而只是接受了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的理想目标。个人能做的只是对外力的服从、牺牲和奉献。对于那些思想单纯又没有任何复杂社会关系的青年来说，这种理想越是坚定执著，也就意味着越是虚幻和盲目。像我这样的人，后来被北大经济系的同志讥笑为“从月球上下来的人”。可见，当时支配自己行为的所谓远大理想，达到了多么严重的唯心而盲目的程度。要不是后来党一再发生严重错误，自己一次次地接受教训，我可能永远不会觉醒回到地球上来，也许最后只能成为那种活该被天诛地灭的人。 盲目乐观的生活过的很快。转眼间，1956年暑假来临，我就要大学毕业了。1956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激动着青年学生们的心，特别是我们这批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届本科毕业生，更是雄心勃勃，准备在向科学进军中一显身手。1956年，学苏联的办法，从我们这一届人大毕业生开始实行国家考试。通过了国家考试的大学生，将授予青年专家称号。我当然是最热衷于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我的期末考试成绩全优，国家考试也顺利通过，成了班里仅有的几个“优等生”之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等生证书。 毕业前夕，我们在人大校园最大的教室楼前，跟学校和系的领导一起照了毕业相，领到了吴玉章校长签发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文凭。系里发下毕业分配调查表征求本人意见，我填写的志愿是去天府之国四川成都从事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但分配方案公布后，我被分到北京大学经济系教书。据说，北大要求从人大调几名学习成绩优秀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北大人事处事先调阅了档案，看了成绩单，最后选中了我和贸易经济系的周振华。 我对分到北大当教师不以为然。当时大家都认为北大是一所旧大学。20世纪50年代，全国最红的大学是人大，人大来自延安的陕北大学，是共产党的嫡系学校，上人大很时髦，人大的人有很强的优越感。我这个人又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优越点，一向有盲目自信的毛病，因此，对于去北大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奋。赵履宽则不同，他对于我被分配去北大，比我还高兴。他1948年一到北平，就去燕京大学找表姐夫张定（燕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而当时的燕京大学就在北京大学现在的校址——燕园。对这种旧大学赵从中学时代就十分向往，现在年轻的妻子要实现他的愿望去北大任教，这是他未曾预料到的意外收获，他当然高兴。 为了祝贺我到北大当教师，赵履宽把积下的100元钱给我买了一辆新上市的匈亚利自行车。他说，这种28型黑色车是仿英国凤头牌的。我不懂什么凤头不凤头，也从来没骑过车，一旦骑过才知道真好，特别是上下方便，最适合穿旗袍时骑。就这样，8月底我就骑着那辆新车，通过海淀街从北大西门进入燕园了（当时还没有南校门）。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既艰难又顺利。这年我24岁，是大体合适的大学毕业生年龄。新的生活正在等待我。 我一向崇拜那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英雄，热衷追求无所不能，所以对于到北大来当老师也不感到胆怯。但是，当我走进北大西门后，就被美景如画的未名湖和燕园惊呆了。展现在我面前的一切是那样的新奇陌生，只觉得我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可能又得下狠心从头起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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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北京大学第一年 北大与人大相距并不远，只隔一个海淀小镇，骑自行车半小时就可到达，但是我在人大校园三年，却从未到过北京大学所在地——燕园。那时，大学生只知道死读书，同学们很少与外界交往，各校之间也互相隔绝，校内各系班级之间也很少来往。我从未去外校走动，终日关在人民大学的校园里，只在教室——图书馆——宿舍之间来回转。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西郊校区的规模很大，她的面积不仅没有被二h、大华厂等单位占去，而且连现在的友谊宾馆都是人大的外国专家招待所。人大是由陕北大学——华北联大——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发展过来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人大又是一所具有苏联背景的大学，当时有99名苏联专家任教。那时，人大被称为“新型的革命的大学”，北大等则被视为旧大学。但是，一踏进北大校园，我就被一种与人大极不相同的很特别的气氛感染着，无论如何也不再对这种新旧之分感兴趣了。 我来自号称“天堂”的杭州西湖之滨，本来就喜爱湖水。我是商业机关的干部，但是我立志学农业经济而不学商贸。我自幼就崇尚美丽的大自然，喜爱森林原野、绿树草地和田园风光。现在看到面前这美丽的未名湖和沿湖北岸有序排列的青瓦红墙书斋——德、才、均、备、体、魄、健、全八座二层中式建筑，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学校，我能在这里当教师，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我顾不上去办公楼报到，骑着我的新车，绕着未名湖转了一圈。那天下着飨赣辏更为我提神了。我兴奋地观赏着湖光塔影和青山绿树，最后才到办公楼人事处报到。同我一起报到的还有一位化学系毕业的女大学生，后来我常在校园里见到她。 在人事处报到后，我又到了哲学楼经济系办公室。系秘书胡代光先生接待了我。胡是四川人，当时30多岁，很和气，很热情。他说他跟我同在一个教研室——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他是教统计学的。胡代光还告诉我，今年北大经济系从人大挑选了两名毕业生，一个农业经济专业的，另一个是贸易经济专业的。教贸易经济学的同志叫周振华，他已来校报到了。胡代光还说，来北大任教要求的条件相当高，是由学校严格审查了每个人的学习成绩之后才选定的。我听他的介绍感到泰然，四年来，我不顾孩子、不管家庭，拼命学习，争当“优等生”、“三好生”，现在获得好评，被挑选为大学教师，总算力气没白费，心中很坦然，很自信，也有几分得意。 在北大第一年，我住在均斋一楼东面的一间，可能是106室。跟我同寝室住的是经济系的青年团干部王桂欣。均斋原是燕京大学的宿舍，很老了，窗户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屋子里光线不好，显得昏暗，但楼里有固定工友打扫，很干净。楼内有卫生间、浴室，很方便。均斋楼外环境非常美，正对着未名湖，旁边就是教师食堂。我住在均斋，是很受优待了。 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也很好。教研室主任是罗志如先生，四川人，50多岁，哈佛博士，对青年教师非常热情。我们教研室还有闵庆全先生，30来岁，浙江人，教会计学。范家骧先生，教工业经济学，也是南方人。由于我在杭州同这类人士打过交道，关系不错，所以同他们沟通没有什么障碍。罗先生对我说：“你现在的任务是准备农业经济学课程，下学年上课。现在这门经济学只有你一个人。”我很认真，学老教师的样子，一遍又一遍地写教学提纲，写讲稿。那时，我认为讲课就是念讲稿，背讲稿，认为有了讲稿就好办了。除了准备讲课，我还兴致勃勃地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一心想加入这进军的行列，争当青年专家。为此我每天早上在湖边做体操，读俄语，然后去食堂吃早饭，生活安排得非常规律而严格，真像有什么伟大使命在等待着自己一样。 最使我印象深的还有北大教师食堂的伙食，比我们在人大当学生时丰富多了。不仅主食花样多，副食好，光小菜就有十几种。我的工资一开始就定为18级——68元，比当学生时有很大的改善。赵的大姐送给我不少衣服，他大哥还不断地送来手表、照相机等贵重物品，我们不缺什么东西。孩子跟着赵履宽住在城里，不用我管。这样，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备课了。1956年这是我在北大三十年中最愉快最安定的一年，也可以说是惟一安定的一年，那种气氛那种心境是我终生难忘的。 开学不久，经济系教师组织去香山游玩。当时的代理系主任陈振汉先生也带着家属前往，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大家的兴致特别高，都争先爬上了“鬼见愁”。陈岱孙、赵i抟老先生也来了。系里的同志们对我很友好，我很快就融入他们之中。春节期间，系里为欢送苏联专家组织大家进城去鸿宾楼、萃花楼聚餐，我也应约参加。后来，我还被选为经济系教职员党支部书记，这可能是因为我入党时间早，又不摆老干部架子吧！当时的总支部书记是龚理嘉，她是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员，一个很单纯、很认真的同志。她虽然是官僚家庭出身，但对工农出身的同志很器重，很多重要工作都交给他们做，如总支干事刘必佐、李如英等。 在北大第一年，除了学习、备课和党的工作外，我也积极参加了学校和系组织的各种文娱活动，如周末进城看话剧，在哲学楼前跳舞，中秋节在四院草坪联欢，暑假在岛亭下棋听音乐等。有时我还带着赵履宽和小蔚来玩，孩子最高兴，在舞场跟在大人后面乱跑。总之，这一年是我在北大过的最安定、最愉快的一年，自我感觉良好，充实而自信，同志们亲密无间，到处洋溢着友谊和温暖，在心中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但好景不长！转眼间就进入了风雨无常的1957年。 自那个夏天起，美丽的燕园和未名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世界，混乱、恐怖、死沉和疯狂，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无情地折磨着这里智慧而善良的人们。从1957年至1985年我离开北大，前后30年，我的生活没有一天平静过。我再也没有闲情逸志去领略未名湖的风光，终日的奔波，无尽的烦恼，几乎置人于死地，面对这一切，我实在无法适应，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脆弱和无能。我不明白：这三十多年，我的心没有死，未名湖的水也没有干，但这里的人们却因受尽折磨和愚弄而变得复杂、苍老了，有的变得非常离谱，甚至变成“非人”了。这种人妖颠倒、神鬼不分的变化，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也难以忍受。但这是铁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面对这已成过去的历史，不论是智者还是愚者，谁都无法否认，也无法遗忘，惟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各人的思考、理解和解释了。 从道理上讲，理解和解释这段历史并不是不可能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穷的嘛！但是，既能说服自己又能说明历史本质的解释，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北大，我曾被洪君彦先生称为一个“能认识世界不能改造世界”的人。但是，面对这几十年复杂的历史，我不能不怀疑自己的认识能力：我能回答在这30多年中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吗？我庆幸，在北大这个号称政治斗争风口浪尖的地方，我的确近距离的观察了不少涉及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表层现象和深层本质问题，真像是看了一场又一场生动的历史活报剧，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正如有人所说：“钟楼上的麻雀，见世面了。看了这里的戏，一切别的戏都不必看了。”1985年我调离北大时，没有别的要求，惟一的要求是能继续住在北大，宁愿住着小旧房也不搬迁走，为的是能经常见到跟我一起住在这里的那些受尽苦难折磨的熟悉面孔，能在燕园山水间沉思，以便深刻理解我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不至于最后糊里糊涂带着各种疑虑离开这个世界。 1986年至今，十几年又过去了。现在，我虽然还不像《老人河》中所唱的那样已经年老背弯，但的确越来越接近那种样子了。为了理解我所经历的一切，几十年来，我从不敢停止学习和思考。时至今日，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一切狂风暴雨已经平息并成为历史，我却仍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对已走过的这条路，交出一份自己认为合格的答卷。 有了几十年的考验，现在我已有自知之明，遇事不再要强，不敢再要求优秀，只求及格。我更不再妄想得到别人的好评，只求自己的良心能通过。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在中国，优秀人材、优秀分子真是太多太多了，一批批，一代代，层出不穷，川流不息。我从心底承认，我距离真正的优秀者实在是太远太远了。他们的才能、智慧和勇气都是我望尘莫及的。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很自然地感到空虚，甚至一阵阵地感到锐气不足，想停止罢休，深陷在有气无力的悲苦之中。记得1951年我离开杭州时，有位上海某大学来的留用先生，在我的笔记本上为我题写过“学然后知不足”的赠言。当时，我对那句话似懂非懂，只知背诵这句话并常想起他那黑色的粗钢笔留下的字迹。现在，当我历经几十年磨难之后，终于开始明白了天之高、地之厚、路之远和自己的不足与局限。坦白地说，现在我的心依然高，但已经不能不承认个人力量有限。因此，只能把心收缩再收缩，收到最初起步的路标上，找到一个力所能及的点和心所能及的面。以下是我为自己开列的10个值得回顾和思考的题目，也是我在北大三十年所走路程的主要路标： 1.1957年——反右派。 2.1958年——下放劳动。 3.1959年——反右倾。 4.1964年——四清。 5.1966年——文革。 6.1966至1969年——坐牢。 7.1970年——江西劳改。 8.1978年——批聂平反。 9.1980年——农村改革。 10.1985年——调离北大。 以上历程表明，我在北大的这三十年，除了1956年，几乎没有一天安宁。最后，连我这样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者和自信狂,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无能，只能在永不安分的心境中接受最后的挑战——回忆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我研究过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听过这位传奇式老先生的演讲，读过马老先生的著作，1986年还编著出版了一本《马寅初传》。马校长坚持真理的坚强声音和维护学术尊严的光辉形象深深印在我心中。老校长面对上层权势的强大压力无所畏惧，以八十高龄单枪匹马出来应战，宣布宁肯战死，绝不屈服。他号召广大师生要发扬北大的光荣传统，保持北大的学术地位。我不知自己在北大30年究竟继承了多少北大的革命传统，吸收了多少北大的科学精神，我只是准备用最后的生命来完成这份关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之路的答卷，并期望以此支持我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弥补我心中久已存在的遗憾。也许我根本就不可能接近自己认定的这个目标，那也没关系。我只不过是想证明，我是真诚的为自己选定的目标勇往直前地向前走，永不后退，永不停留。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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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在反右派运动中(上)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1956年的波匈事件引起的。波匈事件的起因则是苏共二十大。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对此十分敏感，警惕性大增，于是先下手为强，在中国发动了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毛泽东真是不愧为大政治家，他在历史转折关头，总是能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对事变的发展具有预见性，在任何危难时刻能出高招，使不利局面转危为安。 1957年春节过后，当一般人还被稀里糊涂蒙在鼓里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部署党内整风了。借助党的强大的组织力量，从上到下通过各种方式召集各种会议，党内党外齐发动，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对1955年批判胡风及随后的肃反运动中被伤害的人，主动陪礼道歉，诚恳地请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 当时，我在北大经济系是出身好又刚毕业任教的年轻教师，属于被重用的依靠力量。记得在哲学楼召开的全系大会上，我看见经济系党总支书记龚理嘉、刘文兰他们认真地向过去运动中受伤害的党员干部候建儒、党外人士闵庆全等诚恳道歉，很受感动，深感党的伟大，能面对受害者承认自己的错误，真是了不起！ 全系大会之后，党内外人士开始向共产党提意见。陈振汉、罗志如等六教授还提出了一份意见书，主要是批评党的社会科学政策，埋怨党不重视社会科学。 就在那个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场面在北大燕园出现了。各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们纷纷走出教室和图书馆，在大饭厅和校园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并到处集结成群，演讲辩论。议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党的领导、学生管理和用人政策上。有的大字报很尖锐，抨击党的干部低能，嘲笑一些学生干部不学无术，只知听话服从。当时北大不少教师和青年学生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各种历史问题。他们对人事档案管理不满，要求废除记录各种问题的“黑袋子”。在大餐厅东墙，俄语系的学生贴出了一份马雅可夫斯基抨击官僚主义的长诗，而不署名，故意引来所谓“卫道士”的学生干部们群起攻击。很快，有人在大字报的字里行间写满了评语，而大字报诗抄者们则躲在一边偷看偷着笑。后来这些人都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当时只是图热闹，表现自己的才华，万万想不到陷进了中国政治。后来，中文系的青年们还在大字报上发表了他们自己新编的“儒林内史”，挖苦嘲笑学校、系领导和班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文字生动流畅，引来不少观众争相赞扬，这些人最后也被定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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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在反右派运动中(下) 根据我在北大的观察，右派分子一般是那些比较自信又老实认真的人。如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先生，原来是经济系代理主任，20世纪30年代哈佛博士，他对自己的所学充满自信，而且自认为对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负有使命和责任。1957年春，陈先生响应党的号召邀集校内外教授开座谈会，并起草了“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后被划为右派分子。1970年在江西鲤鱼洲劳改时，根据他的表现曾考虑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他却诚心诚意地向领导汇报他的活思想，说什么最近看到报上关于对“四害”（1958年毛泽东把老鼠、麻雀、蛟子、臭虫叫“四害”，并动员全民共除之）之一的麻雀重新评价，说麻雀能捉虫，对保护粮食有用等，自己联想起右派分子，是否也能起某些有益于社会的作用。这样一来，陈先生的右派帽子就摘不掉了。最近见到经济系教授赖荣源，一起回忆起当年的这些故事。赖颇为动情地说：“当时让我同陈先生联系，我真怕他暴露真实思想，他讲了有生动内容的活思想，听的人不能不如实汇报，太让人为难了。”假如他不说心里话，不发表关于麻雀也有益处之类的感想，凡事学会应付，那就是另一种结果了。 陈振汉先生是经济史专家，据说他曾计划写一部经济史巨著，但由于自我要求太高，迟迟不能动笔，后来他的学生们一个个都出版了大部头经济史专著，他却成了右派，二十多年被迫停笔，实在是太可惜了。陈先生今年已90岁，他的书终于完成出版了。去年他和夫人崔书香先后打电话来问我的地址，派大儿子一家一家地来中关园送书并亲笔题写赠言。当我接过这本厚厚的大作，认真捧读时，心情沉重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是一位智慧而坚强的老学者的心血和命运啊！我赶忙打电话向他祝贺，他缓缓地对我说；“不必认真读，留下做个纪念吧！”他的话总是有内容的，一句话也不空洞。他说很想见人但走不动了。我向他保证：等我的赵先生从南方回来，我和赵一起去看他。现在老人大概还等我去他家，我却转到太平洋这边来了，待我明年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到承泽园看望陈先生。他的诚实和智慧永远记在我心中。我经常想, 假如这些人1957年不曾被活埋，他们对社会对我们国家将会有怎样的贡献啊！ 北大经济系还有一位被称为漏网右派的教师，就是现在公认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厉以宁1955年本系毕业，毕业前夕遇上肃反运动，因同外系同学一起研读了无政府主义书刊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关在24楼一年。1956年回到经济系不准当教师，临时派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当时经济系资料室在哲学楼三层，厉以宁在那里用功地苦读，被徐毓先生发现，于是由徐先生精心指导自学了凯恩斯经济学，为他的西方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厉以宁从1955年肃反中学得了聪明，1957年大鸣大放时一声不响，只在背后专心关注运动的发展。厉以宁后来交待思想说，大鸣大放时他曾想过要写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把全校的右派统率起来，但一想到肃反的教训就不敢写了，只在16楼背后贴了一张“无题”小字报，而且没有署名。他给百花学社捐钱也不留姓名。谭天荣在校园讲演打出民主自由平等等口号，厉以宁在集结的人群解散之后，单独向谭建议应在自由民主的口号前加上“社会主义”！由于厉以宁没有公开言行，1957年划右派时自然不能动他。 运动后期，厉以宁作为内控对象编入下放干部队伍，同我们一起到了斋堂。1958年在下放干部中虽然继续追查右派言行，但运动的重点已是大跃进了。根据党的政策，下放期间响应号召向党交心者予以宽大处理，一律不带右派帽子。厉以宁的上述右派言行属于自我交待，经内查外调属实，于是他得以幸免右派命运。此后， 虽然明知他思想右，但内部只叫他漏网右派，并不按正式右派对待他。由于有了过去的教训，厉以宁变得很聪明，不仅不惹事，还表现不错，很讨大家喜欢。在下放干部中，从领导小组的赵宝煦、刘文兰、谢青到我们小队的人都赏识他，保护他。1958年他同何玉春结婚，年底生下女儿厉放，大家都向他祝贺。 被划定为右派的人处境都很惨。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他们的问题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套理论很费解。谁也讲不清道不明。从实际上特别是从右派的管理上看，非常清楚，完全是把他们当敌对分子对待,如当了右派的学生不能分配工作,只好把他们带到下放干部中劳动改造，随我们到斋堂的就有中文系的几个右派学生，一个叫吴文辉，一个叫王文全，还有一个年纪稍大的瘦高个子，可能是调干学生，姓钱，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不能留在党内，一律清除。在那个共产党绝对统治一切的年代，这等于断绝了一个人的生路，如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单位开除了你，党清除了你，哪里也不会要你了，只能在原单位就地改造。 在原单位改造是很难受的，因为都是熟人，由于定为右派熟人们一夜之间可以大变脸，立即成为完全陌生的人，这实在使人难以接受。右派在各单位都有专人监管，在斋堂我们队就由我管过右派工作。记得厉以宁向党交心交待他的右派言行是在一个晚上约我去河边谈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内容，事后想想才感到后怕，发现自己政治警惕性太差：如果他真是凶狠的阶级敌人，可能把我推到河里用大石头砸死，夜深人静，谁能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就这么想事。 在我管右派期间，很少汇报他们的表现，在生活和劳动安排上也从未歧视他们，虽然心里暗暗同情他们，但表面上仍保持相当界线，很少接触，下放干部之间也很少交谈，大家只是默默地劳动，像一架干活的机器。1958年年底，我参加人民公社章程起草工作，在社员入社资格一章中，我把一份原稿中的“地富反坏右”中的“右”字删去了，以为右派应当区别于地富反坏，能入社当社员。我的根据是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在当时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敌我界限不清。后来，这就成为我一贯包庇右派的原始罪证了。我对此不服，辩论说：“右派也是人。”于是，又上纲上线为“反动人性论”。我再不服，更加坚持已见地说：“人性总比兽性好！”这样，20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我就成了右派的同类——“右机”，甚至是右倾势力的代表人物了。 由于我对任何事物都喜欢追根究底，对这种神秘莫测的左右倾问题也颇感兴趣。后来虽未成这方面的知名专家，却也取得了相当的发言权。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关于批判共产党的左倾政策对中国农村破坏的论著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我的一本论述农村改革的书，1986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后被日本大阪经济法大学译为日文出版并指定作该校教材。后来我在世界名人词典中还被当作改革专家学者。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我的改革思想的最主要的起因和源泉，可能就是北大的反右派运动了。这是一个心地善良又勤于学习思考的人很自然的结局。良心不允许我对那些把国家搅得天翻地覆的荒唐事件无动于衷，沉默不语。思考和呼喊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是他们惟一能运用的武器。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为真理和正义思考呼喊。这首先不是为了唤醒别人，而是为保持自己的良心安宁，是正直个人的一种精神需要。 影响深远的反右派运动过去四十多年了，国内至今还没见到对它做出深刻全面客观的评述。这不是因为中国人麻木胆小，很可能是由于目前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人为障碍。但历史绝不会遗忘这样重大的事件。中国人对大事件是从不健忘的。我不是历史学家，不必为他们担忧，他们会对历史做出令人民满意的交待。我的议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亲身感受，更多的是对那些朝夕相处的同龄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对他们的思念。他们当中的大批人1979年以后都先后在落实政策中被平反了。他们在苦难中等待了整整22年。 22年对一个人的意义非同寻常。当年一个个意气风发的小青年，此时此刻都已鬓斑白。这一代人失去青春，失去欢乐，失去个人及家庭幸福，这一历史年代社会失去大批优秀人才，失去他们的创造成果。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它扭曲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人才的逆向淘汰。这不仅是一代青年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民族和整个社会的问题。现在我们见到的七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正是那场运动留下的印记。他们的天然性格被压抑了，一种不得伸展的反常神情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那是一场全民的精神创伤啊！在那以后，真正的自由舒展人性的意气风发不见了，人们成了实际主义者，不管毛泽东1958年以后怎样号召，紧跟的应景诗人们怎样鼓吹，失去自由灵魂的人们就是造不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欢乐气氛。有头脑的老实正派人被调教要夹着尾巴做人，另一种人应运而生开始神气活现，尾巴翘到了天上。社会就是这样的选择——劣胜优汰，任何个人都变得无能为力。 反右派以后，共产党的权势大为增长，一切大是大非“由党说了算”，究竟是对是错无人敢议论了。如果跟党的观点不一致，唱反调，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叫你当右派，入“另册”，谁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拿鸡蛋去碰石头啊！然而，党是谁？谁代表党？全党的最高领袖当然是毛泽东，各单位各地区和各行各业的领导人也是党的代表，也是不能得罪的。据说在有些小单位、小地方，反对党的支部书记也可以划成右派。 右派是一个政治称谓，具有全国通行意义，一旦带上这顶右派帽子，就将面对全国全民的共诛共讨，不管你当初反对或批评的是领袖还是支书！在这种社会气氛中，人人都得听党的话，也就是听领导人的话，一切民主形式都变成了摆设。随之说假话、虚伪风气盛行，大大小小的当权者独断专行横行霸道司空见惯。政治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势力一旦失去监督和制约都是可怕的，何况20世纪50年代威望已经达到顶峰的中国共产党！据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