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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不是什么 ：许宝强 作者:啸风 时间:2001-8-26 2:25:00
第 1 楼
本文分别从“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经济理性”三个方面，分析作为意识 形态建构的“资本主义”，指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既不那么“私有”，也不那么“自由 ”。这样界定的概念妨碍了我们正确认识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历史资本主义，同时也妨 碍了我们一种另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想象。相反，如果我们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 立，也许更有希望建设一种相对平等的和多元的可能性。 I.前言 晚近关于语言的历史和政治性质的讨论，提示了将语言概念作为“现实”的准确反 映的局限（Niranjana 1992;Volosinov 1973）。然而，部分是由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 义的强大影响，部分则源于零碎的学科分隔的规训性践行，这种对语言（概念）与“现 实”之间的关系的反思，或对“语言”和“现实”自身的反思，似乎没有受到社会科学 ，特别是经济学的重视。因此，一些本是人工构作的概念，例如备受广泛使用的“资本 主义”、“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等，仍然在 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现实西方（包括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准确反映。不论是鼓吹 者或是反对者，“资本主义”仿佛已经成为一个不证自明、自有永有的实体，有固定的 意思并反映固定的“现实”。 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界定，包括将它看作一个“私有产权”的体系（张五常 1985），或等同于“自由市场”（Friedman 1983）；“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被认 为与私产和市场有关以外，更是一种经济理性或“资本主义精神”的结果（桑巴特1991 ；另参阅有关东亚资本主义与儒家精神的著作）。所谓“自由市场”、“私有产权”、 “经济理性”等概念，不仅被等同于现实的制度和行为，更被理解为是属于纯粹的经济 领域，与文化、政治或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等无关。 将资本主义等同“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经济理性”，并不是自由主义经 济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甚少质疑这种界定。问题只是，“马克思主义”对 “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经济理性”持批判态度，拒绝接受由此界定的“资本 主义”；而“自由主义”则由肯定“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经济理性”，进而 肯定“资本主义”。值得指出的是，不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 ，“资本主义”以外的制度，往往只剩下其对立面——“公有（或集体）产权”、“计 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换句话说，在他们的想像之中，并不存在“集体中的私有 ”、“自由的计划”、“反自由的市场”、“自私的平均主义”和“非极大化的理性” 等等可能性。 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理解，自然不完全是凭空的虚构，但却肯定是一种单一同质的想 像。庞然的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说明了“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并不那么自由；上 市集资企业的规模和机构投资者的剧增，也彰显了“私有产权”的限度；资本家之间的 交易行为，除了“理性”的“经济计算”以外，恐怕还包含了各类人情关系的考虑。 然而，将资本主义完全等同于“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等纯经 济因素，无可否认取得了霸权统识（hegemonic）的地位，甚至为人们所内化，以这些 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作为衡量行为的标准。这现象其实反映了“资本主义”本身同时是 一个文化规划（cultural project）。 愈趋精细的学科分工是这文化规划之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学院的规训方式进一步框 限了这些成为了常识（common sense）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过，强调历史具体的政治 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和晚近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尽 管关注点有别，甚至相互抨击，但两者所强调的历史和地（local）取向、跨学科研究 方法，是解拆这种“纯经济”意识形态的重要武器，甚至是开出对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 分析和想象的必需工具。本文将会汲取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进路，探讨历史资本主义与流 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分别，当试初步清理“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经济理性” 的迷思，祈望借此能开出对“资本主义”的另类想象，在日益被简化的“左”和“右” 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 II.非私产、反市场的资本主义 “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成为了资本主义“成功”的图腾，“私有化”、“市 场化”变作改革社会的灵丹妙药。然而，回顾当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意识形态其 实只是八十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时趋向，在此以前，这些西方地区并不缺乏 像凯恩斯主义那样的政府干预甚至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浪潮。倘若我们能够超越“私有” /“国有”、“市场”/“计划”等二元对立概念，反思历史上存在的“产权”和“市场 ”，便可以发现，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产权”其实并不怎样“私有”、“市场”也不那 么“自由”。这并不是说“产权”形式和具体的市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不重要，而是要 指出它们的重要性必须从它们的复杂现实中去理解。为此，我们得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考 察“产权”和“市场”的具体含义。 也许从被认为是最“资本主义”的地区，最“资本主义”的时代着手，考察“私有 产权”和“自由市场”历史上的相干性，能最直接地回应“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 的迷思。 “私有产权”的迷思 “私有产权”一般指个人拥有完全（或差不多完全）使用、处理、转让、从财产中 获利和排拒他人使用（财产）等权利（Christman 1994:15）。从这定义出发，可以发 现，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绝非受“私有产权”支配，或由它来界定。 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的欧美地区，在里根（R.Reagan）和撒切尔夫人（ M.Thatcher）主义影响下，私有化 (privatization)达到了它的高峰。据世界银行估算 ，九十年代初全世界每年将政府财产私有化的总值约五百亿美金，到1995年更增至九百 亿美金；以私有化闻名的英国为例，自1979至1997期间，英国政府共出售超过一半的国 有资产，合共七百亿英镑（Martin 1999:267-269）。世界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尽管 规模还没有英国那么庞大（Pitelis & Clarke 1993:8）。 吊诡的是，“私有化”并不代表“私有”的程度增加，英国的经验可用来说明问 题。英国国营企业“私有化”的买家当中，不少是这些国营企业的雇员，他们愿意购买 国营企业的股票，主要是因为政府所定的股价偏低。事实上，他们大多只是短期持有股 票，不少在一年以后甚或少于一年的时间便将股票卖出，以赚取由于偏低的定价而导致 短期股价上扬的溢利①。结果是：“私有化”并没有使原属政府拥有的产权转移到私人 手上，而是进一步集中于如日中天的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s）手中。 可以说，“私有化”只是将企业的控制权由一种官僚权力转移到另一种官僚的手上（O ’Kane 1997:460）。 表一罗列了世界上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股权结构，当中可以看到，各种金融机 构（包括各类投资基金）拥有上市公司股权的百分比，在七八十年代大幅上升（法国的 特殊情况，主要由于股权落入了外国股东的手中）；相反，个人/户所占的份额，除美 国以外，却大幅下降，显示在所谓“私有化”浪潮当中，机构投资者才是最大的赢家。 表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股权结构（占上市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比） 年份 个人/户 金融机构 非金融公司 政府机构 外国股东 法国 1997 1992 41 34 24 23 20 21 3 2 12 20 德国 1970 1993 28 17 11 29 41 39 11 3 8 12 英国 1969 1993 50 19 36 62 5 2 3 1 7 16 日本 1970 1993 40 20 35 42 23 28 0 1 3 8 美国 1981 1993 51 48 28 37 15 9 0 0 6 6 资料出处：Martin 1999：264。 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资产构成的变化，也可以看到相近的结论。在1980年 —1996年间，英国国民的个人资产组合当中，公积金和人寿保险由1，066亿英镑增至10 ，803亿英镑，增幅达十倍；单位信托资产（unit trust assets）则由于30亿英镑增至 600亿英镑，增幅二百倍；相反，个人的银行存款则由374亿上升至2，196亿，增幅只是 七倍。美国的情况也类似，1980至1994年间，公积金和人寿保险由11，760亿美元增至 70，300亿美元，增长超过六倍；互惠基金则由460亿剧增三百倍至14，910亿；相反， 银行存款则由14，900亿增至35，310亿，增幅少于三倍。（Clark 1999:250-251;The Economist，6-11-1999:93）自然，我们还得加上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的各种对冲 基金（hedge funds）。换句话说，拥有资产的个人愈来愈愿意将资产存放于各种投资 基金，使投资基金的实力大增。 因此，八十年代以还的所谓“私有化”浪潮，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地区之中增加多少 “私有”的成分：一方面，大部分地区的“私有化”程度其实有限，不少在欧洲和亚洲 地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例如法国、西班牙、芬兰、南韩和台湾，政府在很多 重要的经济部门都占有极大份额的资产（Pitelis and Clarke 1993:16-17;Wade 1988:46-7）；另一方面，股票市场愈来愈受金融机构投资者控制，私人股票持有者对 大企业的控制权——包括使用、改变、破坏和转让企业内的有形或无形资产，甚至是从 企业盈利中获得的收益——基本上微不足道；作为企业（理论上也就是股东）的雇员的 高级行政人员，才实际上操企业运作的生杀大权。据美国学者A.Berle和 G.Mearns（ 1932）的研究，早于1929年，200家美国最大的非金融公司，58%由经理控制，由所有控 制的只有6%；R.J.Learner在1966年的另一项研究则指出，到了1963年，200家美国最大 非金融公司中，由经理控制的增至84.5%，而完全由所有者控制的公司则消失净尽，这 就是著名的“经理控制论”（Berle & Mearns 1932;Learner 1966;高峰等1998：31-32 对此有一简要的综述）。 踏入了八九十年代，尽管受到了机构投资者的制约，企业高级行政人员对企业资产 和营运的控制能力，似乎并没有收缩，相反更有扩张之势。理论上，股东应最有权利和 权力从公司资产增值（利润）中得到好处，但实际上当公司有利润增长时，高级行政人 员的薪酬增长往往倍之；而当公司利润下降甚至出现亏损时，高级行政人员的收入却不 会减少（高峰等1998：58；The Economist 1990）。甚至在解雇高级行政人员时，企业 往往要赔偿大笔离职费，数额经常比高级行政人员继续完成合约的工作所得的薪金还要 高（The Economist，30-10-1999:70）。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以购股权(share options)②作为诱因，并没有使理论上变成 了企业的拥有者的高级行政人员更操心公司的效益，相反，只是变相地增加他们的收入 而已。英国的《经济学人》报道，到了一九九八年末，美国最大的二百家企业的13.2% 股票，用作刺激高级行政人员的奖赏，数额达一兆多美元。用来替代奖金的购股权在八 十年代中只占美国一百家最大企业的奖励计划的2%，但到了一九九八年，已上升至 53.3%。 表面上这种股权奖励计划似乎真的令美国企业在九十年代的利润倍增，但实际上这 与股权奖励（支出）并没有计算在企业的成本之内有关。据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如果将 股票奖励算进企业成本之内，那么美国企业过去多年的利润其实正在下降。而为了满足 高级行政人员行使其购股权利，并使企业自身的股价上升，美国的大企业只能不断在市 场买入自身的股票，甚至不惜大规模借贷，负担沉重的利息。 更重要的是，原本是为了使经理们拥有企业（股票），以祈提高他们的工作诱因而 发放的购股权，事实上并没有发挥它的功能。行政人员的收入确实在计划之下大幅增长 ，据美国最大的工会联会AFL-CIO指出，今天美国主要高级行政人员比工厂工人平均要 多赚四百一十九倍，而在1980年，前者只比后者多赚四十二倍。不过，行政人员收入的 增长，往往只是股价随着大市上升的结果，又或是他们利用公司的资源回购公司股票， 刺激股价短期上升，再卖出手上的股票获利。换句话说，拥有公司的股权并没有令行政 人员更勤奋为公司的长远效益而工作。（The Economist 7-8-1999:18-21） 高级行政人员以外，对企业有控制权的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个别的股东。尽管在企 业的日常运作和营运决策中，高级行政人员确实大权在握，但在一些重要事情之上，例 如开除高级行政人员，或争夺企业股票的控制权等，机构投资者往往在决定性时刻举足 轻重，美国一项调查显示，在1984至1990年间，有74%的委托权竞争案例的胜方是机构 投资者（高峰等1998：71）；《经济学人》最近的报道也指出，在九十年代末，愈来愈 多机构投资者运用它们作为企业的大股东的权力，解雇它们认为不称职的高级主管（ The Economist，30-10-1999:69）。 现代大企业集团的所有权，包括使用、转让、排拒他人使用等权力，显示出简单的 私有产权模型的极端不足。事实上，“私有产权”并非如鼓吹者或反对者所说那么完整 ，在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之上，同一物件的“拥有权”可以十分分散。例如企业内的主管 办公室，进入、使用室内设备、排拒他人进入、转让给同事或下属使用，可以完全由行 政主管决定，虽然，在法律的意义下只是股东才真正拥有该办公室。然而行政主管却无 权（除非政府允许）改变办公室用途，例如作为毒品的经销地，也无权出售办公室图 利。因此股东（包括机构投资者）基本上没有办公室的使用权，行政主管则没有出售办 公室的权利，而政府只有限制办公室用途的权利，所以他们任何一方都没有办公室的完 整所有权，但却同时拥有办公室的部分所有权。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并不是 特殊的例外，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 因此在理论上拥有企业控制权的股东，往往没有剩余索取权或无法真正承担风险，因此 “至少在企业这个层次上，私有制的逻辑从来没有实现”。（张维迎1997：10） 事实上，在被认为是最“资本主义”的地方，例如美国，私人拥有的物品在很多方 面都受到政府或风俗习惯所限制，因此不能享有完整意义下的产权。为了保护环境、处 理废物、规管卫生状况和公众安全，政府订立了不少管制规则，包括抽取税项，限制私 人物品的售卖、使用、出租和转让（Christman 1994:4;O’Kane 1997:459）。此外， 奇异的眼光和公众的评论，也会限制私人拥有的物品的使用方法，例如将内裤穿在长裤 之外。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之下的所谓私有产权，其实愈来愈难以界定。不仅是因为企业 的股权拥有者愈来愈依赖机构投资者而变得间接，更因为控制售卖、使用、转让、改变 用途、收取利益等权利，实际上往往分散于不同的个人或机构手中。所谓“私有产权” 和“公有产权”的截然划分，事实上只存在于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 脑海之中。 不过，要指出的是，尽管“私有产权”实质上是分散的，但并不表示所有人都获得 相同的待遇和权益。高级行政人员往往比小股东更能在企业的营运中得益，更能控制资 产的用途；小股东又比没有钱买股票的工人容易获利，而工人尽管也在具体操作上拥有 一定的使用权，但我们很难说他们能够与高级行政人员平起平坐。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 纯粹的“私有产权”，只是想说明贫富和各种文化资源的不均分配，并非由简单的“私 有产权”，制度导致，因此有必要寻找更复杂的原因。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私人”？事实上，罗马法一直将人视为一个群体（ 例如家庭或城市）的成员，而非独立的个体，而历史上存在的种种所谓“私有产权”， 其实往往是家庭所有制，个人是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拥有财产。与上述的现代大企业的产 权结构类似，家庭所有制也同时存在“私人”与“集体”的面貌（O’Kane 1997:457-463）。 跳出非私即公的产权逻辑，在完全的私产和公产之间，历史上其实存在很多不同形 式的产权：独立的个人、慈善团体、商业法人、合作社、各级政府等等。换句话说，各 级政府以外的产权，不能笼统地归结为“私有产权”，而出售政府财产，自然也不应叫 作“私有化”。事实上，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私有产权”，很多前资本主义社会 都存在着实质的“私有产权”的形式（Hann 1998:6-7; O’Kane 1997:465;可同时参看 MacFarlane 1998:106）。 从另一个角度看，所谓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其实也包含上私有产权的成分：集体 甚至是国营企业的厂长，实际上拥有使用厂内资源的极大权力，尽管这种权力，像所谓 资本主义企业的私有产权一样，并非无边无际（例如不能公开出售企业，或公然破坏厂 内物资等等）。 总括来说，产权不应被视作为一组单一和同质的权利和权力，而且包括了可分割为 由不同个人、群体或机构拥有的权利/权力。在历史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具体存在的产 权性质，往往正是由分割了的产权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拼合而成的，换句话说，历史上的 产权（不论是“私有”或是“公有”）实际是不完全的。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在 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生活往往并不依赖完全拥有资产或物件的产权，而只是部分地 “拥有”或占用这些资产或物件的某些方面，例如在医疗、教育、房屋方面，个人均能 够占用这些东西的部分性质或用途，但却不能，也不必须，拥有全部。（Christman 1994）。 传统社会主义教条往往欲对“私有产权”除之而后快，但倘若我们能够从上述的历 史角度重新考察“私产”，便可以得出不那么截然二分的结论，甚至可以重新想像在资 本主义的现实“私有产权”中，也可能发展出平等、公义的社会主义标准。例如将私有 产权分为控制（拥有和使用）权和由此而获利的权力，前者并不一定与社会主义的平等 观念有矛盾，后者则不一定主宰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度。倘若一种社会制度和社群文 化关系能够保护前者而同时压抑后者的发展，“自私的平均主义或集体中的私有”便不 是无法想像的悖论。（参阅Christman 1994） 另一个合理化单一的“私有产权”的理由，就是认为它是最能够（甚至是唯一能够 ）刺激人们工作诱因的因素，而工作诱因则被假设为直接能刺激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则 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经济比其他制度更能使经济增长的原因。 首先，私有产权绝非工作的惟一诱因。事实上，大部分工人都接受固定的工资，他 们的工作表现，往往更直接受管理者的手段影响，而管理者也是拿取固定工资的一群。 管理者的工作态度则受行政主管监察。正如上文所述，这些行政主管的工作诱因与是否 拥有企业股权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大部分于资本主义地区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 表现与收没有直接关系，更遑论与“私有产权”有密切关系。倘若说这些工人因此就不 会辛勤工作，那就是承认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其实并不那么有效率。 换另一个角度来说，倘若人们的工作表现与收入成正比，那么一个比普通工人赚取 数以百倍收入的高级行政人员，一定是比普通工人投入数以百倍的劳力于工作之中，且 不说这比较是否可能（我们能否比较一个在户外工作的建筑工人与长时间坐于冷气办公 室的行政人员的劳力性质？），假设这是真的，那么又如何解释美国的行政人员比工人 的收入差距，要比日本的类似差距高八倍之多？再者，我们是否可以说，没有收入的家 庭主妇对家务劳动、养儿育女的投入，是微乎其微，甚至会因为没有收入而偷懒、弃儿 女而不顾？那种不是“私产”（主要指由此而衍生的经济收入）就没有工作诱因的说法 ，完全漠视收入以外，工人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得满足，包括兴趣、名誉，与他人合作 等等。事实上，经济上狭义的自私自利只是现实中的众多诱因之一，而不少研究都会指 出合作精神往往比自私自利更能提高工作的效率。一些人类学的研究更表明，所谓产权 没有清楚界定之下的“公家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对共有资源的过 度剥削，是言过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中，社群的“共同产权”往往比私有产权更有效地 保育着自然生态。（Christman 1994:114-117;Hann 1998:29） 著名的科斯定理指出，如果产权界定清晰，无论谁属，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理性人之间的自由贸易，将会达至有效率的境地。这条定理往往被应用来鼓吹完全的 “私有产权”。问题是，完全产权的界定，也就是将一篮子的财产权利赋与个人或社群 ，并不比将产权分割赋与不同的人士更有效率，例如一块土地，倘若将土地的使用权和 赚取收入权分割给不同的社群或个人，将比土地完全由个人拥有更有效率，因为不同的 个人或社群将可以各取所需地利用土地。（Christman 1994:105） “自由市场”可能吗？ 另一个与“私有产权”有关的迷思，是它与“自由市场”的关系。流行的说法是， 只要能够确定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也就自然发展出来。但事实上，“私有产权”既 非“自由市场”的必需条件，更非充分条件。事实上很多情况是人们在拥有“私有产权 ”后并不以自由竞争市场的方式存活，或作为行动的诱因；也有很多情况是在没有“私 有产权”保障下，人们却会依据市场竞争的逻辑办事（Christman 1994:28）。 理想中的“自由市场”建基于下列的条件：掌握完全的资讯、不存在交易费用、参 与者全都依据极大化效用（maximizing utility）的原则行事，不存在垄断的情况，不 存在界外效应（externalities）。这些都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罗列的条件。在这些条 件都齐备的情况下，理论上只要参与者完全拥有商品的产权，他们便有权而且会以自由 贸易的形式，在贸易中增加他们的利益。由此推论，好像“私产”会自然引导自由市场 交换行为的出现。问题是，“私有产权”并不保证上述的“自由市场”条件的出现。假 若垄断的结构存在，给予个人私有产权，并不会引导出“自由市场”（“私有化”因此 只是由政府垄断转为大机构垄断）；又假若交易费用存在（现实世界中必然有交易费用 ），甚至高至无法克服，例如两个想交易的部族为高山阻隔，那么无论私产给予参与者 多大诱因，市场也不能出现。更重要的是，假如个人的动机并不完全依据极大化物质利 益，而是在特定的社群关系下有不同的心态行为，那么赋与他们“私有产权”，并不会 刺激竞争性的市场的发展。 另一方面，“私有产权”也不是“自由市场”的必需条件。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 ，也可能发展竞争性的市场贸易，最明显的例子是信托银行或投资基金的经纪的贸易， 尽管充满竞争性，但他们却是在使用他人的金钱（other people’s money）。另一明 显例子是市场的竞争可以是大机构甚至是政府机构之间的，不必存在“私有产权”。（ Christman 1994:31-37） 九十年代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全面获得统识地位（hegemonic position）的时 段，但却同时是现实中非市场生计活动蓬勃展开的年代。八十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的解 体和一九九四年欧洲市场一体化及美加自由贸易协议的订立，为九十年代“自由市场” 意识形态鸣锣开道；而自八十年代便在发达地区加速进行的非工业化浪潮，在金融和商 贸大幅扩张的情态下，也加深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普及。在上述的“私有化”浪 潮配合之下，八、九十年代的确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乐土。 然而，“历史”真的“终结”了吗？“自由市场”真的在“全球化”的大潮下统占 大地？在此，语言（概念）再次显示其强大力量，尽管并非由于它准确地反映历史“现 实”。 就二十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地区来说，现实的（也就是不完全自由的）市场交易战、 占所有经济活动的份额便十分有限，更遑论完全的“自由市场”。最明显的是女性生计 活动（例如家庭劳务），很多都不依靠市场交换来完成。美国市场交易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例，在二十世纪不升反降：“非市场”活动（主要指家庭劳务）于1929年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二，在1965年则占百分之四十八。此外，在欧美等所谓市场国家， 非市场的家庭劳动长期存在，甚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与此同时， 男性在市场劳动时间也愈来愈少，例如英国工人在1856年的每星期工作时数约为65小时 ，但到了1973年，工人在劳动市场的工作时数，便下降至每星期42小时。工人投身于劳 动市场的工作时数，在欧美等其他地方也日益减少，1960年代和1980年代之间，在十七 个国家之中，受薪的工作时间只占整体可用时间的百分之二十一。(Offer 1997:458-460)这趋势在九十年代西方国家（除了美国）中持续不断（表二）。 表二：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工作时数 1979 1983 1990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澳洲 1,904 1,852 1,869 1,874 1,879 1,876 1,867 1,866 加拿大 1,802 1,731 1,738 1,718 1,735 1,737 1,732 — 法国 1,868 1,821 1,764 1,754 1,768 1,773 1,773 1,763 德国 1,764* 1,724* 1,625 1,610 1,604 1,581 1,577 1,574 日本 2,126 2,095 2,031 1,905 1898 1,889 — — 英国 1,821 1,719 1,773 1,715 1,728 1,735 1,732 1,731 美国 1,905 1,882 1,943 1,946 1,945 1,952 1,951 19,66 *为未统一前的西德。 资料出处：OECD,Employment Outlook,1998,P.207. 劳工市场的工作时数的减少，意味着花在别的方面的时间增多，据一项调查指出， 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期间，被调查的十七个国家当中，男女总共只花他们可用时间的21% 一于市场工作之上，另花2%于购物，其余的时间则用于各种非市场的社群文化活动，包 括将愈来愈多的时间用于照顾小孩，以及从事志愿工作。（Offer 1997:459-461） 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及货品劳务，很多是不以市场的方式来转移的。例 如由上一代交予下一代的遗产和资本（包括教育费用），便占美国净财富的二至八成； 而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全世界约六成的工人、七成的老人目前仍然需要依赖家庭作为社 会保障。再加上不能以市场价格来计算价值的礼物、自雇者的劳务、农民的非市场劳动 ，市场机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实质存在，恐怕十分有限。（Offer 1997:461-464;Carrier 1997:31）而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存在于经济学家脑海 中的想像，尽管这种“想像”——作为一种统摄性的意识形态——起着不可忽视的物质 力量。 与所谓“私有产权”一样，“自由市场”的对立面并非只是政府，在“自由市场” 和“政府”以外，存在着多样的整合组织经济活动的机制，例如非商业化的科学社群、 以往之行会、各类合作社等等（O’Neill 1998:2-3;Boyer 1997:59）。更重要的是， 在现实的历史当中，所有政府或类政府的行政组织，往往包含着某些市场的逻辑，例如 竞争和利益交换；而在各类的市场当中，由垄断以至竞争性最高的市场，也同时包含着 官僚或其他非市场的社群文化逻辑（见下一节有关理性的讨论）。用博兰尼的话来说， 就是市场一定是嵌入社群文化生活之中的。相反，经济学家的理想中的市场概念，只是 一种“漂白了的资本主义”（Bruce Kapfeur）；又或是一种“迷信”、一种“在逻辑 上自我认可的企图”（E.P.Thompson;引自Carrier 1997:6和8）。 倘若“自由市场”以外并不一定等同“政府干预”，而“政府放权”也不等同“自 由市场”的出现，那么“自由的计划”和“反自由的市场”，也不是一种无法想像的悖 论。 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企业来说，不以非人化的市场关系来经营，往往比顺从 市场竞争更有利可图。不少研究指出，建基于像血缘关系等互信关系的企业，往往比纯 粹市场理性办事的企业有更强的生命力。③（Carrier 1997:9） 因此，就算是自由主义者认为的市场模型的好处，包括传递资讯、刺激技术创新、 选择最优组织、最大程度满足个体私利（参阅Boyer 1997的讨论）等等，真的存在，但 也只能够在现实中有限地实现，更何况这些“好处”，在理论上也并不一定站得住脚。 以资讯流通为例，市场模型的资讯，是一种非对话式的资讯，市场参与者并非以对 话的方式来交换各自的喜好要求，而是以买（卖）或不买（卖）的方式，也就是进入或 退出市场交易的方式，“交换”资讯，因此被交流的资讯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十分有 限，远不能反映在社群各种复杂多样的需要和能力。生产者在缺乏消费者回馈的丰富讯 息的情况下，单靠买或不买，是难以指引适合用者的技术创新和“最优”组织的。(O’ Neill 1998:19-21,99) 尽管自由市场经济模型明确地要求避开政治，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本身却难以 避免带有浓烈的政治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市场中往往变成了“成王败寇”逻辑 的理性版本，为资本主义的少数“成功者”立碑，却同时矮化“失败者”。 吊诡的是，在现实的历史资本主义当中，“成功者”往往是那些能够成功地摆脱市 场竞争约束的垄断商人，“失败者”才是被迫要活于激烈的竞争之中的工人或农民。正 如布罗代尔指出，大工业家、跨国企业、大财团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呼风唤雨的“成功 者”，所依据的主要是与政治和军事力量紧密结合而获得的垄断位置，避免相互之间的 竞争导致利益受损；另一方面，这些垄断者为了能压低成本，往往想方设法令位于资本 主义世界下层的劳动者相互竞争，破坏他们的团结，使他们在无可选择下接受极低的收 入或工资。这就是布氏著名的资本主义就是反市场的论断。(Braudel 1982:443,623-631;Wallerstein 1991a、1991b、1991c；许宝强1996对此有一综合性的 介绍) 这种“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迷思，很大程度源于将资本主义仅仅看成是一 个纯经济的制度，当中的人的行为主要依据经济理性原则行事。在这种理解之下，产权 关系仅仅被看作人与物之间的法权关系，市场则是人与人之间纯粹为物质利益而建立的 关系，但实际上所有这些所谓“经济”关系，用博兰尼（Karl Polanyi 1944）的话来 说，是嵌入文化社群关系之中。现实的产权和市场关系，因此是一种文化社群关系，复 杂多层次地联系着人和人、人和物（自然）的交往，而绝非是简单的人和物，或人与人 对拥有物件的社会关系。（Hann 1998:4-5;Christman 1994;16-17） 因此，不论是鼓吹者（自由主义）或反对者（马克思主义），倘若将资本主义仅仅 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制度，是无法回应历史的现实的。事实上，要撤底破除“私有产 权”和“自由市场”的迷思（而非完全否定甚至禁止私产和市场），必须在根本上重新 审视什么是“经济”。下文要做的，便是进一步反思所谓“经济理性”所包含的文化和 政治特质，循此意图进一步打开对经济、或“资本主义”的想像。 Ⅲ.单一理性与资本主义精神？ 另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流行看法，源于对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的一种误读，同时也承接了桑伯特（Werner Sombart）关于理性会计制度的讨 论。这种看法将资本主义精神介定为一种宗教伦理，以赚钱为天职；而逐利的成功，则 建基于理性的计算。 新教论理、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 然而，正如布罗岱尔指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是指出了十六世 纪以后，荷兰和英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地区，与它们同是新教改革运动的活跃 中心，在历史上是重叠的，换句话说，新教改革与资本主义发展，只是共时地出现于特 定的历史时段和特定的地缘政治脉络，而非一般的因果关系。韦伯自己便清楚地指出： “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 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 ”（转引自马国明1998：85） 与此同时，韦伯也明显地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等于功利的理性主义，而且包含了 “非理性”的一面，就是将个人的喜好享乐完全排除掉（参阅马国明的讨论，1998：83 ）。不幸的是，其后的不少韦伯主义者却将韦伯的观点扭曲，把资本主义精神等同于功 利的理性主义，将新教伦理说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源。随着东亚“四小龙”经济的崛 起，更有论者将这种“韦伯观点”引伸，指出儒家文化也包含了工具理性的因素，因此 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东亚经济的发展（参阅金耀基1987；Redding 1990;Goldberg 1985:31-32）。 这种文化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当然式的事后虚构，若儒家文化确能促进资本 主义发展，那么为何中国大陆在四九年以前并不能发展成为富庶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只 有战后亚洲四小龙身上才体现儒家文化的优越性？再者，假若这种文化解释成立，那么 新教伦理与儒家思想亦并非唯一能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事实上，在以儒家和新教 作为主要文化的地区（东亚和美国、英国及荷兰）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以前，信奉天 主教的南欧各国（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便曾经在世界中显赫一时；更在此 以前，信奉回教的商人亦会执资本主义世界的牛耳。 回看历史，被视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荷兰或英国这些新教国家，并没有发明或发现 什么资本主义元素。发现美洲大陆，首先到达亚洲的是被视作懒散的葡萄牙人；现代资 本主义常采用的媒介，例如银行、金融系统、会计制度，以至各种市场等，于十六世纪 以前，在意大利的小城邦（如热雅那、威尼斯等）便得到成熟的发展。 英、美以至东亚地区经济的起起伏伏，只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众多起伏 的其中几个环节。这些资本主义中心的起伏与转移，并非受着文化因素所支配，而是在 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以十六世纪末资本主义重心由南欧（主要 为意大利）转移到荷兰和英国为例，当时的欧洲正面临一次经济衰退（约在一五九〇年 左右），南欧较发达的地区为了要摆脱经济衰退的影响，把其经济活动转往劳动力、地 租以至交通运输等费用较便宜的欧洲北部，结果为荷兰等地带来以一连串的经济发展机 会（Braudel 1982:569-570）。这种情况，与今天发达国家把生产活动转往第三世界， 道理基本上是一样的。事实上，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崛起，不正是在英国大 幅增加其在北美的投资下完成的？东亚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亦刚好是美国跨国资 金大批外流的开始，这相信不完全是无关的巧合罢。 然而，这并非说文化因素与资本主义发展完全无关。新教改革运动确实曾有利于欧 洲北部国家的经济扩张。首先，作为一种共同的信仰，新教使欧洲北部的国家能联成一 气对付来自南部的竞争；此外，宗教改革过程中的战争与纷争，亦为新教徒创造了一个 团结的网络，使他们中间的商人更容易地开展和扩大贸易，这些因素虽然不是人们常说 的资本主义精神，但对于荷兰和英国的兴起所起的作用，仍是不可以忽视的。（ Braudel 1982:571-572） 再看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东亚地区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经济“奇迹”，被部分 韦伯主义者归结为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所谓儒家文化，一般是指勤俭和服从权威等道 德品质，以及强调家族的观念。这些家族伦理守则，被认为并不与强调功利的资本主义 精神违背，相反，更是东亚商人（主要指华、日、韩裔）的商业活动得以建立和扩张的 支柱，使这些商人比其他地区或其他族裔（包括西方）的企业更有效率。 这种将韦伯主义套用在东方的静态解释，不见得比套用在西方更令人信服。首先， 我们虽以证明接受儒家文化的东亚地区商人比其他族裔人士更为勤俭，正如研究南亚的 经济史家遇奇（Mackie 1989:98-99）指出：“若看见爪哇或菲律宾农民在农地工作的 情况后，相信没有人会接受古老的懒隋土著的迷思。”事实上，“懒惰的土著”的形象 只是欧洲殖民主的一种意识形态建构（Alatas 1997）。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东亚商人均以“儒家”文化作为做生意的依据。以华人为例 ，专研东南亚历史的史学家王赓武指出，东南亚地区的华商，基本上都不是来自深受儒 家文化影响的阶层。事实上，由于长期需要接触他们商品的最主要市场客户--当地低下 层的华人，这些商人往往更受民间流行的通俗信仰，包括世俗化了的道教和佛教（如拜 关帝、天后等）所影响。更重要的是，日常的贸易交往所要求的行为思想准则，对华商 的价值观念恐怕影响更大，使他们与其他族裔的商人的价值行为没有什么分别。或可以 说，华商所拥有的，并非什么亚洲或儒家思想，而只是一种商人们的共同价值。（ Wang 1988:12） 正如布罗岱尔（Braudel 1982:150）指出，在没有其他有效的制度以前，家庭和血 缘关系往往是最自然的纽带，促成商人之间的交易，因为所有的贸易协议，均需要忠 诚、信任和依据规则（或权威）办事，而家庭和血缘关系正好包括了这些因素。事实上 ，在英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全盛时代（1780-1914），英国的经济组织基本上仍是家族（ 或家庭）企业（Rose 1994）。 因此，所谓儒家价值观念，与其说是“华人商业网络”得以成功的原因，倒不如说 是东亚华人商业历史发展的一种结果。随着华人经济力量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愈来愈强大 ，传统的家庭企业已逐渐让位给跨国的大型企业，正好说明家族贸易网络并不是华商的 独特性质。 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华商在东南亚等地较其他族裔商人“成功 ”，并非源自不同的精神品质，而是一种与欧洲殖民扩张紧密相连的结果。事实上，不 同族裔的贸易商在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际遇下，境况大不相同。在十七世纪以前，华商 只在东亚部分地方占得优势，但在别的地方，阿拉伯裔、“吕宋”商人、日本商人、印 度裔、爪哇裔和马来裔商人却更为重要④（陈希育1991:248-51;Alatas 1997:188-190;Reid 1993:115-116,126;Evers 1990:14）。 东南亚地区华人以外的其他族裔、商人的相对衰落，与欧洲殖民者的政策大有关 系。十六至十七世纪期间，哑齐、柔佛、马六甲和万丹等地的土著贸易社区，受到了欧 洲殖民者沉重的打击，土著贸易商元气大伤（Brown 1994:17;Reid 1990:652-654）。 葡萄牙人首先把东南亚信奉回教的贸易商驱逐出印度洋贸易（Curtin 1984:147）；接 着西班牙人禁止菲律宾人离开家乡从事贸易；而给予本土贸易商致命打击的是荷兰人， 在十七世纪中期打败葡萄牙人和东南亚土著政权以后，荷兰殖民者试图垄断地区内的贸 易，严禁土著商人进行独立的贸易活动，直至在十八世纪，土著商人逐渐淡出东南亚地 区之间的贸易，变成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者或在内部细小范围内寻求生计的贸易者（ Brown 1994:17;Alatas 1977:185,187,196-7）。 相对本上的贸易商，在东南亚地区从事贸易的华人不仅没有在欧洲殖民势力下推动 活动空间，相反，他们更在这历史际遇之下得以进一步扩展。正如布斯（Blusse 1991:334）指出，“西方权力的扩张为华人贸易的扩张铺平道路。”本土贸易商的衰落 与华人贸易网络的扩展，正是同一个进程的两面。 华人贸易网络的发展，与海外华商的“边缘少数贸易商”（marginal minority traders）地位有关。欧洲人之所以要特别打击本土的贸易商，因为他们与当地的政权 关系密切，因此对欧洲殖民者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相反，海外华人不单在东南亚地区 没有政治权力，更得不到中国皇朝的支持，因此在政治和军事上，对欧洲殖民者并不构 成重大的威胁。当欧洲政治军事力量进入这地区并取代当地政权之后，与本土政权关系 密切的本土贸易商，便失去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军事保护，并被递夺了掌握重要 贸易商品的特权（Alatas 1997:196-199;Curtin 1984:162-168）；相反，与当地政权 （除了暹逻以外）以至中国皇朝相对疏离的海外华人贸易商，则成为了欧洲殖民者收编 的对象，变作他们的经济伙伴。 自然，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而成的广泛华人贸易网络，以及其垄断了与中国贸易的位 置，也是欧洲势力选取华人作为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 欧洲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帝国，极需要华人贸易商的支持。一方面，由于欧洲货品 没法打进亚洲贸易市场，为获得中国和东南亚商品，欧人只好积极参与亚洲区内地区之 间的贸易，例如葡萄牙人在澳门果亚（Goa）和日本长崎以中国丝和瓷器交换胡椒香料 的贸易；荷兰东印公司在巴达维亚、日本与台湾和中国之间从事的丝绸、瓷器、各种香 料和白银的贸易（林仁川1987：254-255；庄国土1992：277，286-8）；另一方面，欧 洲殖民者亦需要透过华商，获得食物和日常用品的供应。 欧洲人对华商的依赖，使后者得以趁机扩张，发展成地区内最有实力的贸易网络。 不过，华商亦得依赖欧洲殖民者的政府军事力量，为他们打开各种新的商贸机会，而每 当欧洲人在区内建立新的殖民地，华商很快便涌入，因此可以说，所谓欧洲在东南亚的 扩张，很大程度只是欧洲参与了海外华人网络的扩张⑤（Jansen 1992:25）。 被认为是华人商业网络的各种特性——依据家族、地缘、方言而建立的关系和信用 ，因此并非是静态的或包含了所谓资本主义理性的儒家文化的产物，而是作为“边缘少 数贸易商”，处身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殖民扩张与亚洲区域经济互动的特殊历史机遇 下的海外华人的生存和发展策略；而这些策略，亦只是在这特定的历史脉络下才起着使 华人贸易网络扩张的作用（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 会计、经济理性与历史资本主义 从东方简要的历史资本主义回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或新伦理并非资本主 义发展推动因素，也不等同于功利的理性主义。然而，以狭义的成本效益来计算的经济 理性，又是否资本主义的充分和必需条件？ 桑巴特尝试指出，理性计算是西方资本主义成功的关健，当中又以复式簿记制度（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system）至为重要。然而，布罗代尔反驳，复式簿记在资 本主义历史中很晚才被采用，而商人往往并不依据它来行动；很多历史上的大型企业， 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均在极长的时段中没有采用复式簿记会计。布罗代尔写道： 这种抽象的计量工具在任何业务中都起重要作用，但它不能左右企业主主的决策。 甚至则产清单和资产负债表（复式记帐使不比单式记帐制表工作变得更加省事，商业界 也很少编资产负债表）都不是决策的关键，因而不是资本主义活动的要害。编制资产负 债表在多数情况下为了把一笔交易结算清楚，而不是为了把它继续下去。（布罗代尔 1993：638，可同时参阅Hoskin & Macve 1994：79） 事实上，复式簿记所起的历史作用，在记录商业资讯以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其修辞 （rhetoric）所制造的科学主义理性印象，用以解放备受神权压抑的中世纪欧洲商业践 行。复式簿记以对称的数学图表，一面是资产，另一方是负债，表现一种平衡甚至是 “公平”的图象，用以解释商业行为。这使得长期被认为是狡诈的商业活动，披上一件 符合神圣意旨的“公平”外衣；再者，在基督教的观念中，世界是依照上帝以对称的数 学原则创造，因此复式簿记中采用的对称几何图表，并没有偏离神的计划（ Thonpson1994）。 进入了二十世纪末，会计“专业服务”基本上由几家跨国会计顾问公司垄断，它们 提供的服务，很大部分是教其他跨国企业如何在法律容许的情况下，逃避税项，例如提 供内部转移价格（transfet pricing）的意见。此外，还会提供各种法律和投资的意见 ，包括如何以经过专业包装的业绩报告，改善公司对外的形象，而非仅仅协助作出狭义 的成本效益计算。（Montagna 1990）事实上，会计方法的选用，往往是利益争持的结 果，因为不同的会计方法将影响利润的计算，而不同的利润对于企业上层、工人和政府 来说，起着不同的后果。例如企业上层可以利润降低为借口，要求提价和削减工资，交 给政府的税收也可大幅减少，因此倘若能够找到一种会计方法，将实际的利润的低报， 对企业和上层的行政人员往往十分有利。（参阅Thompson1986） 有趣的是，会计专业本身并不是源于商业践行追求理性而得以确立，相反，它是由 “极不理性”的战争所催生的。正如上面所述，尽管像复式簿记这样的会计方法可追溯 至十四世纪，但会计成为大规模的专业实践，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会计专业 在十九世纪中的英、美崭露头角，但一直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一重要席位。然而第 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会计广受确认的专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战争对工业物资的大 量需求，使生产和贸易商趁机拱抬物价，英国政府为了内部稳定，以及获取大量物资作 战争用途，有必要压下飞涨的物价，当中一个可行的方法，便是严格核查工业生产商的 账本，为此需要借助大量会计和核数的专业人员。会计人员的社会地位因而大幅提升， 取得了专业的社会身份，甚至享有不用服兵役的特权，与此同时，政府亦利用会计专业 ，将国家的监控进一步伸延至企业。可以说，会计专业的发展，是国家建造（ statemaking）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Loft 1994）。 战争对会计的影响，还见之于军事教育的历史发展。事实上，在十九世纪初创立的 美国西点军校，是最早引入现代教育的规训践行的地方，包括各种书写、评分和考试制 度。作为其中一种规训工具的会计，一种独特的书写和考核方式，也在这次的军事教育 改革的过程中，被引入并成为监控学生以至各式企业和社群的重要规训性工具（ Hoskin & Macve 1994）。自始以后，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会计成为 了一种现代权力派的技术(technology)，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经济过程显现的同时， 也改变和规管了人们对经济的看法。透过大量成本核算措辞和词汇，使本是活泼多样的 生计活动，被约约化、转译为单一的金融财务指标，只剩下一套狭隘的成本效益。会计 和核算师则成为了新古典经济意识形态的守门人，为“经济人”的理性形象立碑。（ Miller 1994） 因此，仅管在现实的商业践行当中，商人极少以复式会计等计等方式来“理性”地 计算成效或效益，并依据这种计算来作出商业决策，但与会计有关的书籍却仍日益流行 ；在十五世纪英语世界中，只有十本书刊与会计有关，到了十八世纪，讨论会计的书本 增至二百六十多本(Thompson 1994：58)，到今天，会计学更成为一门甚具规模的专业 ，拥有为数不少的专业期刊。这说明了在实际商业行为以外，会计论述在印刷术普及的 帮助之下，愈来愈渗透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社群生活之内，作为一种修辞，为商业谋利行 为提供一件符合，“公平”、神旨的理性外衣，甚至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造人们的 常识，进一步巩固将实际的商业行为混淆与极狭义的经济理性的这种迷思。（ Thompson 1994） 布罗代尔认为，这种将资本主义历史等同于个人经过理性计算作出选择的制度的迷 思，源于错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并将竞争性的市场所形塑的个人行为——某程度的 理性计算，放大至等同资本主义的所有个人行为的基础。布氏并非指出在资本主义历史 中不存在理性，相反，他认为缺乏了理性，也就是缺乏精明计算各种可能性，资本主义 是不可想象的，但他指的理性和计算，绝不只限于主流经济学所说的狭义成本——效益 计算，也不仅仅是个人极大化利润或物质加报，而是一种广义的理性，在同一经济体下 的不同理性——一方面存在着自由竞争的逻辑，只一方面则存在着垄断、投机和权力的 逻辑。（Braudel 1982：575-577） 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关于理性的论述，大部分没有超出桑巴特的水平，甚至比桑 巴特对于理性计算的分析，更为狭隘。现代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描述，建基于对理性行为 的两个假设：一是极大化个人利益，而这些利益往往是物质性的；二是在个人选择中， 不会作出前后矛盾的抉择，也就是不会有不一致的喜好显现(revealed preference)。 这两个关于理性的假设，不仅受到其它社会科学的攻击，更备受部分经济学家的批 评。森 (Amartya Sen)指出，将人类（理性）行为仅仅归结为极大化私利，并仅以所谓 喜好显现的方法——以个人的实际消费选择作为唯一量度的标准，倘某人选择A货品而 非B，A便被认定能给消费者更大的效用（utility）——评断个人行为是否理性，这种 极之狭隘的经济学方法，完全漠视人类行为中的其它因素，包括伦理道德，或更广义的 文化考量。森以投身(commitment)这概念批评经济学狭义的理性假设，指出人类行为往 往不以极大化个人利益为唯一准则。此外，森认为以消费者实际所作出的选择，反过来 “证明”这些选择必然反映其喜好，而其喜好则以他/她实际的选择“显示”，其实是 一种循环论证，因为除非个人所选择的消费品前后矛盾，否则无论消费者选取些什么， 一定可以说是他/她为极大化喜好而作的选择。(Sen 1982) 将这种狭隘理性推至极峰的，可算是贝加(Gary Becker)。他尝试将家庭成员的关 系，包括养儿女，完全看作为建基于成员（特别是一家之主）极大化个人利益下的交换 关系，换句话说，家庭就像工厂，当中生儿育女的决定，完全依据无情的成本核算，在 仔细比较生儿育女的成本与效益以后，一家之主才决定不是否繁殖后代。在这种理论模 型下，儿女变成于家庭，贝加还将他的理论应用于社群生活的其他领域，因此犯罪，宗 教等社群生活，完全被看作为耐用消费品没有两样的商品，家庭成员的时间则完全由狭 义的机会成本决定其价值。不仅用与个人极大化利益下的市场行为。（Becker 1976） 贝加的这种“经济帝国主义”的作法，以一种乌托邦式经济关系，涵盖社群/文化 生活的所有领域，以个人的经济理性，取代社群的多种多样理性，结果只能是过犹不及 ，将活生生的、复杂多样市场约化为想象中的经济人的想象物。 (Cot；Folbre & Hartmann 1988) 对这种端狭义的经济理性的批评，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已成为了经济学界的常识。可惜的是，在学科规训的范式维护(paradigm maintenance)机制之下，有限理性的批判力量转眼便消失净尽，难怪西蒙本人也反对不 少采用有限理性概念的经济学家的用法——将西蒙所指的有限理性的行为，说成是最终 都与最优化的理性行为相符合。(Schwartz 1998：15) 事实上，只要能够抛开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成见，认真观察人们的生活行为，包括各 种消费、投资、管理等经济决策，便可以发觉，精心计算成本效益才采取行动，基本上 是绝无仅有的。不少心理学实验都发现，消费者在购买主要的耐用消费品时，均没有三 思而行，只是对一、两家不同商号的价格进行粗略的比较，再加上推销员所提供的一些 资讯，便会作出购买的决定。此外，很多研究指出，企业家往往未到生死存亡或受到极 严重的竞争威胁时，都不会精打细算地进行优化的策略。(Schwartz 1998：16) 据一项研究发现，美国的公积金负责人在选择外部的投资经理，以交托部份公积金 的管理权力时，仅管还是以他们的投资策略为依据，但却与投资的实际表现无关，因为 投资表现与策略之间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难以判断策略与表现之间的关系。所以 ，公积金负责人往往只能（或只想）依据个人的主观判断，看看外部的投资经理是否容 易合作、个人是否精明能干，至于所谓市场理性极大化逻辑，基本上派不上用场。事实 上，不少大企业的管理方式，所依据的只是潮流风尚，人家用所谓“品质管理”、“X 管理”，自家最好还是跟循，为的是给别的企业一个愿意随大流、容易合作的形象，相 反，依据严谨的财务成本效益计算的理性行为，往往不受欢迎、不在管理者视野之内。 （Carrier 1997：11-13；另参阅Edwards 1999） 不少对市场的历史实证研究印证了上述说法。卓文与巴卡尼（Chapman & Buckley 1997）对美国制药和精密器制作企业的研究发现，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往往只是根据 直觉而行，依赖的更多是主观的判断而非客观的量度。然而，这并非说企业人员行为完 全是“非理性”的，只是他们“理性”，并非像经济学所想象的市场功利主义式的工具 理性。或可以说，他们的行为是有理由的但却不狭义的“理性”的 （reasonable but not rational）。（Carrier 1997：11） 社群日常生活的理性（或“非理性”）行为远比经济所说的多样纷杂。我们不难看 见，人们尽是在做一些对自己不太有利的行为：抽烟、吸毒、酗酒，这些选择不仅长远 会损害身体，也可能影响选择这些生活嗜好的人的社群关系（例如不容易找到职业）， 然而抽烟、吸毒和酗酒的人口却不减反增。 而所谓市场的交易行为也不是那么（经济）理性，很多时候，维持个人关系或花言 巧语，更能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这不仅存在于零售行为，当中百货公司与消费品 生产商花于广告的费用之高，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其实它们用于个人推销的花费，比广 告支出往往更高。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尽管较少花费于广告支出，但却更依赖个人的 推销。因此建立个人关系，并基于此游说买家，才是商业行为的一种常态。事实上，美 国于1900年从事推销业务的劳工，占总体劳动人口的百分之四，在1970年则为百分之七 点五；英国在1961年和1981则为百分之九点五和百分之八点八（Offer 1997：466）。 麦克洛斯基和克拉马（McCloskey and Klamer）计算，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 用于说服的活动，当中大部分用于影响消费者短期的决定（Schwartz 1998:15）。如果 消费者选择过程系统地受到别人（例如广告商）的说法影响，我们很难说这是消费者理 性地排列喜好下的决策，也难免不会出现前后不矛盾的选择（Hammond 1989：196）。 事实上，个人的选择经常受他人，特别是有一定关系的人所左右。美国人买车选择 经销商时，不少人依据“个人关系”。而在商场上一些标准的活动，包括“商业午餐 ”、俱乐部聚会、打高尔夫球，均是要建立个关系（参阅Offer 1997：46）。相反，相 信很少企业家放弃社交活动，埋首“理性”的计算中细阅公司的会计帐目。 作为资本主义主要推动者的资本家，当然想在其从事的经济活动中牟取利润，但若 由此而得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基于某种“资本主义精神”、“经济理性”，便完全经 不起仔细的推敲分析。 事实上，资本家亦是人，与处身不同位置的其他人分别不大，他们可能是天才，亦 可能是平庸之辈；可能是冒险家，亦可能只是保守的吝啬者；可能眼光独到，但更多可 能只是运气较好而已。事实上，资本家之所以成功，往往更依赖是否拥有优越的社会地 位、大量的金钱、广泛的资讯网络、能与掌权者维持良好的关系等，这些与资本家的精 神基本上无关，却与是否生于富贵之家或处于世界经济中心有更密切的联系。总括来说 ，资本家之所以成功，往往是建基于他所拥有的选择能力，而非没有物基础的个人意 愿。（Braudel 1982：400-2） IV．第三条道路：另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想象 以上的分析所要做的，是尝试打破那种经自由主义“漂白了”的资本主义的单一想 象。如果历史资本主义可以是“非私产”、“反市场”和“超越经济理性”的话，那么 建基于否定私产、市场和经济理性的单一社会主义想象——国家所有、计划经济和政治 挂帅，也就显得同样苍白⑥。 倘若历史资本主义并非由“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那么它的 “好处”，例如生产力的发展，或坏处，例如贫富分化、环境破坏，就不是归功或怪罪 于“私产”和“市场”等因素，而鼓吹或禁绝这些因素，也无法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或解决由它导致的社会顽疾。因此，只有历史地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世界中“产权”、 “市场”和“理性”的丰富含意，才可能在单调的非“左”即“右”的逻辑中摆脱出来 ，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如果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私有化”，只是由国家垄断转为非政府的集团垄断 ，那么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私有化”便只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徒劳；如果贫富分化是源于 “私有产权”的其中一面向——获利权——被容许，另一面向——使用权——被排拒， 那么划一地对所有人取消“私有资产权”的各种面向，便无法达致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 等世界。事实上，限制或取消大部分人拥有资产的使用权利，正是历史资本主义特色， 也是造就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口基础，与社会主义的平等诉求可以完全背道而驰；相反 ，容许甚至鼓励私有产权的部分面向，让大部分人口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往往并不与 社会主义的平等化要求相违背。 对市场也可作如是观。如果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压抑市场竞争的结 果，那么取消活泼多样的各类市场交换，只会进一步导致反市场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的 发展；相反，鼓励布罗代尔所描述的各式小商贩运、城乡市集，不仅为大部分人口的生 计活动注入生机，也同时减少了由于大企业垄断和排拒小商贩和生产者而造成的贫富差 距，这些均不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矛盾。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建基于自由主义、 要求政府放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法，只是一种自身相矛盾的辞令，因为正如上 述分析指出，政府的放权很可能只是让非政府企业的垄断力量坐大，进一步破坏市场的 竞争，让贫富差距恶化，造成既不“社会主义”，又非“市场”的尴尬局面。 还有经济理性。倘若纷杂多样的“经济行为”，或更准确地说，各种日常生计、存 活践行，并不依据以极大化原则进行的成本效益计算，而更多是源于凯恩斯（John M.Keynes）所指的野兽精神，或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谓的欲望冲力的经 济（libidinal economics），那么否定金钱要求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显然没有 真正回应资本主义的冲动，不谈道德、不讲感情的自由主义经济话语，也无法了解历史 资本主义的运作。 然而，指出历史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并不代表能够即时提供第三条道路。提出一种 对资本主义，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另类相象，也远非勾划出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 正如黄平上一期的文章指出，第三条道路“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框架，不如说是某 一种行动的大纲”。 事实上，除了表面上与资本主义世界划清界线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外，在资本主义世 界的内部，也产生出各式各样的另类践行，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例如针对排拒大 多数人的资源使用权而出现的各种合作社运动；针对单一的货币和单一的市场而发展出 来的社群货币（community currences）和另类贸易制度；针对铗隘的经济理性而出现 的各种另类生计活动，包括依据企业的社会责任强度而作出投资选择的投资基金；将自 然生态保育、平等的存活权利和各种其他的道德诉求考虑在内的另类贸易等等。 加拿大人连顿（Michel Linton）与1983年创建的在地交换和贸易制度（Local Exchage and Trading System 简称LETS），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中最先发展出来的 另类货币贸易践行。他居住的社区在八十年代初期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人口大增 ，不少人缺乏金钱收入。面对危机，连顿的回应是与朋友建立了第一个LETS制度，并发 展出一个电脑程式，以促进成员之间以物易物的交换。 LETS制度是以一种（想象的）社区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这种货币的单位由成员 决定，可以采用与某特定国家货币一样的单位名称，也可以用时间来计算，甚至以各种 稀奇古怪的名称作为交易单位（例如加拿大的“绿钱”和墨西哥的Tlaloc——当地一个 神的名字）。与正式的货币不同，这些“社区货币”只能在参与了LETS制度的社群之间 流通，并由成员自己管理。每个参与的成员开始时的电脑账户均是零。当成员“卖”出 货品或劳务之后，“买”方的账户便成为负债。成员账户内的“金钱”没有利息，只完 全是作为面员以物易物的交易媒介。成员之间的交易包括食物、衣服、手式制品、医疗 健康服务、非正式的教育……等等，可算是包罗万有。 LETS制度在九十年代扩散得很快，这恐怕与世界性经济衰退有关。在欧洲的十六个 国家中，已有约一百个LETS社群建立，成员由二十到二万人不等，并逐渐扩散到南美洲 和非洲等等第三世界。 与LETS制度类似的，还有美国Ithaca的HOURS制度，但与LETS不同，HOURS印制自已 的钞票，而非完全以电脑金钱核算交易。在LETS和HOURS制度以外，还有各式各样混合 两者的贸易方式。南美的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地也发展出类似的贸易方式，阿根廷的叫作 以物易物俱乐部（Barter Club）。第一个以物易物俱乐部于九五年劳动节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成立，成员只有二十人。三年之后，阿根廷全国已有一百五十个这样的俱乐部， 参与的人数连八至十万。俱乐部的成员每星期聚会数小时，进行贸易，主要交换食品、 衣物和手工艺品，随着规模的扩大，各类“社群货币”相继引入，更发展至俱乐部与俱 乐部之间的易货活动，成员可以在不同的日子到不同的俱乐部贸易。 这些另类交易和社群货币的践行，一方面正是重新建造市场、商品、货币，把愈来 愈为少数有钱有权者垄断的正规交易，重新转化为活泼好玩、多种多样的交易场所；另 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这些另类践行同时在鼓励“市场化”、“商品化”和“货币 化”。“市场化”、“商品化”和“货币化”在这样一种社群脉络中并不一定会导致人 的疏离，它们也可以用来建立社群网络、人际关系，因为市场、商品、货币从来就不仅 仅是纯粹经济的工具，也同时是社群日常文化生活开展的场所，是人们用来交流资讯、 建立互助的空间。 市场、商品和货币基本上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包含了各类风俗习惯、公共义务、宗 教目的、政治考量、法律和行政规则、名望地位甚至是情感因素，自然还包括满足物质 欲求。现代资本主义透过种种制度性的安排，尤其是垄断力量，尝试将市场、商品和货 币还原为单一的经济关系、只为满足物质利益和寻求最高利润，但这也只能在个别领域 起着不同程度的效果。然而，倘若物价真的完全依据市场的买卖双方的喜好供需而定， 那么应该是可以反映买卖者进行贸易的各种物质、文化政治甚至社群情感等目的。只要 商品货币不被约化为单一的增值积累手段，而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社群意义的工具，那 么交易便不再仅仅被理解是为了寻利，而是包含了更多样的可能性：成交价的决定，可 以是依据情感亲疏、风俗习惯、甚至是一时的心情而定，而不需要在社群内划一化。买 卖只是一种社群关系的建立过程，商品只是用来满足社群成员的需要，而货币在此只权 充一种纪录和促使交易更容易进行的工具，记录和促进社群成员之间的关怀、友爱和互 助互补。 因此，在社群货币贸易的脉络下，“市场化”、“商品化”和“货币化”可以被阅 读为扩大互补互助的关系，而非将人异化或物化的拜物教践行。自然，社群成员要建立 关怀、友爱和互助互补，并不一定要借助市场、商品或货币。事实上，在英国的曼彻斯 特（Manchester），一小部分LETS成员确实将LETS的贸易制度转化为“赋予经济”（ gift economy），进行完全不作会计核算的交易。不过，只要我们不对金钱存有偏见， 接受使用货币和核算在某些制度的设定下也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可以促进特立独行（ 或另类的自利）但同时又互助互爱的游戏，那么并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市场和私人拥有和 交换物品的权利。以另类货币来对市场进行核算至少有两个好处，除了有助于扩大贸易 范围和网络外（正如上述所说，在自给自足极之困难的年代，这是将另类市场化为生活 的必需方法）；还有助记录和使长期备受忽视的贸易因素公开，从而受到正视。这些因 素包括像母亲提供的各种家务劳动和社会运动中耗掉大量人力的琐碎甚至是厌恶性劳动 （dirty work），以货币“量度”这些劳动并非要将后者量化、客观化，恰恰相反，如 果这些服务的“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在游戏的友好但同时亦带距离的环境中，依 据各种复杂且主观的文化、感情、政治等考虑而决定的，那么将这些服务“市场化”、 “商品化”、“货币化”只是为了公开及恒常地确认它们的文化社群“价值”，令致社 群成员不会容易忘掉了它们的存在。 一位墨西哥的朋友在谈及他们正在经营中的社群货币和另类贸易时，提出其中一个 原则，就是鼓励成员之间不断贸易，因为贸易对于他来说，就是建立各种互补互助的关 系。不单是以积累社群货币为目标的行为不被鼓励，因为这会使货币不再发挥它促进流 通和交易（也就是促进成员间建立互补互助关系）；同时，只给予不拿回的态度亦不可 取，因为这同样会中断贸易和与之联系的社群关系。社群货币交易不鼓励太多的无私无 偿付出，原因还在于这会造成成员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使用他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同 时也意味着肯定他人的价值。社群货币贸易要做的，就是创造和满足这些需要，因此在 一定程度上要肯定自利的原则甚至私产的权利。 社群货币贸易制度是市场、是产权关系，也同时是游戏。墨西哥的朋友指出，小孩 往往更容易投入这种游戏，成年人由于有太多利益要考虑，太多关系要照顾，因此更难 全心投入地玩游戏。为此，公平的、公开的核算、记账和与此相关的行政管理必不可少 ，而且应把它们也算作游戏的一部分，给与跟他活动一样的重视。游戏程序若能更一目 了然，游戏规则更为透明，恐怕会对鼓励成年人认真地参与这游戏有一点帮助。 此外，倘若要这游戏能够与成员的日常生活所需紧密结连，社群贸易网络就有必要 扩大，引进来自各种不同位置专业的投入和消费，使社群货币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甜品 ，而是真正能够成为“生活”。这也是为什么LETS、HOURS 和以物易物俱乐部等均不约 而同地愿意扩大贸易网络，希望尽量吸引像农业生产者进入贸易和接纳社群货币，甚至 鼓励愿意接受社群货币的商业企业加入网络，以祈为成员提供各种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吸收商业企业成员进入社群贸易的另一个原因，是尝试主动改造商业企业的性质， 改变其单一的积累利润取向，使商业企业也参与促进社群之间互补互助的贸易关系。这 是一种肯定的、积极的态度，是对有解放潜能的“资本主义”（因而可以说也是一种 “社会主义”）说“要”，而非仅仅对压抑性的“资本主义”说“不”。 社群货币贸易自然充满各式各样的问题，也有变成僵化、制造疏离甚至重蹈剥削关 系的危险，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定它也在限制货币的积累和储存功能，阻止贫 富差距的扩大，鼓励在地的（local）社群交往。依据只有交换中介功能的社群货币的 贸易，以重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争夺贸易的意义，抗衡甚至转化货币、市场和私有产权 的单一化倾向，也就是说，恢复甚至进一步改进历史市场的多元角色，释放备受资本主 义垄断结构所压抑的市场的解放潜力，突显“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非经济”面向，追 寻不必完全取消市场和私产，也不是完全依据市场和私产而作的成本效益计算，循此得 以发生一种相对平等和多元的生活可能性。 然而，为免坠入“不可救药”的“乐观”，对于这些另类尝试，有必要进行仔细的 考察分析，找出其可能的局限。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想象，一个行动的大纲，提出资本 主义不是什么，以及另类资本主义（因而也将是另类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恐怕还是 不可避免的第一步。 Bibliography Alatas,Syed Husein(1977)：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ies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London： Frank 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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