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型态的公地悲剧-爱台湾意识与逆向激励的拉扯
本文前段譬喻大量引用文尧山先生所發表之"公地悲剧中的逆向激励"一文，本文中心思想也來自該文的啟發，然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王光旭 博士班研究生 台灣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
人们通常说的公地悲剧，是意指没有人对公共资源负责而导致无效率。例如，在台湾的山区中，种植了许多珍贵而绵密的林木，但那些林木的资产却归属于一个没有管制能力的国家所有，因为在管理上有着庞大的交易成本，抑或管理的制度成本太高国家根本无法管理广大的山区林木，于是，就有非常多的人自行滥垦滥伐，又由于没有人需要对山区的生态平衡负责，在无须付出成本的情况下这种滥垦滥伐的行为必然会发展成过度的掠取，结果造成生态的失衡，台湾林木资源严重的流失，变成台湾人人无青山，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地悲剧。
然而，这样的理解并未触及到公地悲剧最恶劣的后果。因为公地悲剧最恶劣的后果并非无人负责造成资源使用的损害或无效率，而是激励人们不计后果的去破坏、去毁灭。
以公共牧场上放牧为例，假设一亩牧场牧草的牲畜承载率为每亩100头羊，牧羊数超过100头之后，牧草上端的嫩草便满足不了羊群的需要，羊儿把牧草吃光之后，便要吃嫩草下的草茎，再不够，那可能就要啃食地表下的草根。倘若连地表下的草根都被啃掉了，第二年无法长出新的嫩草供以羊群放牧之需，一方面无限制的资源汲取造成无粮草可供食的状况；另一方面土壤裸露，牧场便逐渐退化变质，形成荒漠。从反向思考，要保证这一片的牧场不退化成荒漠，便要把牧场上的牧羊数控制在100头之内，但现存的土地共有制度中，却没有一种机制和力量能确保牧羊数不超过100头。
进一步思考，一个牧民每增加一头羊，他就会多获得一头羊的收益，而且这个收益不久就会兑现。至于这个牧场上承载的牧羊数量是否达到了临界点，并非是牧民考虑的重点，因为即使超过临界点，牧羊数量的增加会破坏生态的平衡，但这样的后果却要等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显现，此时牧民皆已获得其短期的利益，所以在达成短期利益前，对牧民来说增加牧羊数量并没有现实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个牧场是共有的，即使生态平衡被破坏，牧场质量退化到难以恢复的地步，所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并不需要过度放牧的某一户牧民承担，而是靠这个牧场求生的所有人共同承担。这就是说，对于任一户牧民来说，每增加一头羊所产生的收益归自己所有，而由此所带来的生态成本却要由在牧场中讨生活的每个人承担，由未来承担。据此，我们不难看到一幅图景：每一户牧民都尽其所能的增加牧羊数量，尽其所能的增加放牧的时间。在这一块资源有限的空间里，每一户牧民掠夺式的放牧，在牧民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有我没有你的恶性竞争随之而来。诚如海耶克所言：一个仅仅自私的人变成了一个充满仇恨的人，这才是公地悲剧最可怕的后果。
细细观察台湾近几次的大选或重大的政治事件，无疑不是一个意识型态的公地悲剧，善于操作统独及族群议题的政党或政客，往往都能在选票的收益上能有所斩获，俨然是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正确。然一次又一次的操作，却也深化了政治公共场域的伤口，裂解了人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信任。若族群文化的融合和良善的民主法治就像是政治的公共牧场，政党及政客就像在当中放牧的牧羊人，任一理性的牧羊人都想在政治公共的场域中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从选举来看，也就是为了让自己当选，为了多获得一票的收益，操作台湾意识撕裂族群的方式作为胜选的手段是最为直接且成本无须由本人所负担的。刚开始也许只是短暂的政治性冲突，长期以来食髓知味的持续操作非但连支撑台湾社会的民主草茎被啃食而光，更会致使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信任都消失殆尽，无法再生。逆向的激励致使在政治场域中的政党或政客寻求自我的短期利益，而不管族群融合与良善的民主法治是否已达到无法承载的临界点，即使超过临界点，持续政治意识的操作会破坏政治公共牧地的生态平衡，但这样的后果却往往都是在政党或政策已达成其短期利益之后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且成本并无须由消耗社会文化资产或破坏民主法治的政党或政客所承担，因此在胜选或政策产出前，对于在政治公共牧地求生存的政党或候选人操作爱台湾意识的举动并没有现实上的威胁。进一步言之，如上所述，这个政治的公共牧场非但是所有的政党或政客所共有的，甚至是全民及社会的珍贵资产，然而牧场的生态浩劫与质量退化，其成本并不需要由在当中过度放牧的政党或政客来承担，而是要由全民及社会共同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套用海耶克的话来说：一个仅仅自私的政党或政客，却造就了一个充满仇恨的政治文化和台湾社会。
和谐的社会是人民赖以生活的基础，一个彼此信任的文化更是如此，然而一个和谐的社会文化难以建立却容易毁去。由此可知，公地上的生活不仅致使社会资产无限制的耗费，还使我们的民主法治道德堕落，对于一个理性的政党或政客而言，彷佛在政策及选举议题上凸显爱不爱台湾的议题操作，才是符合政治正确的理性手段。另言之，不操作统独及族群议题的政党或政客，不是不理性，那大概就要归类为神经病了。然而在这一块资源有限的空间里，很明显的目前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或力量防止政客或政党以这种掠夺的方式的汲取选票和认同，这种逆向的激励，是否终究会使台湾的社会导向彼此仇视的政治与文化的荒漠，我想又是一个公地悲剧不可承受之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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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光旭在1999年從台灣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2002年獲得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學位，並於同年考上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班，其有興趣且計畫進一步專攻的領域為新制度論、網絡分析、社會資本理論。他曾於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多次擔任國科會及衛生署的專案研究助理，目前他擔任國立政治大學經濟論文索引資料庫建制計畫的專任研究助理，協助主持人童振源博士進行相關研究及行政工作。更多個人資訊資訊請參考他個人網http://home.pchome.com.tw/personal/ccuhty/。
本文前段譬喻大量引用文尧山先生所發表之"公地悲剧中的逆向激励"一文，本文中心思想也來自該文的啟發，然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王光旭 博士班研究生 台灣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
人们通常说的公地悲剧，是意指没有人对公共资源负责而导致无效率。例如，在台湾的山区中，种植了许多珍贵而绵密的林木，但那些林木的资产却归属于一个没有管制能力的国家所有，因为在管理上有着庞大的交易成本，抑或管理的制度成本太高国家根本无法管理广大的山区林木，于是，就有非常多的人自行滥垦滥伐，又由于没有人需要对山区的生态平衡负责，在无须付出成本的情况下这种滥垦滥伐的行为必然会发展成过度的掠取，结果造成生态的失衡，台湾林木资源严重的流失，变成台湾人人无青山，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地悲剧。
然而，这样的理解并未触及到公地悲剧最恶劣的后果。因为公地悲剧最恶劣的后果并非无人负责造成资源使用的损害或无效率，而是激励人们不计后果的去破坏、去毁灭。
以公共牧场上放牧为例，假设一亩牧场牧草的牲畜承载率为每亩100头羊，牧羊数超过100头之后，牧草上端的嫩草便满足不了羊群的需要，羊儿把牧草吃光之后，便要吃嫩草下的草茎，再不够，那可能就要啃食地表下的草根。倘若连地表下的草根都被啃掉了，第二年无法长出新的嫩草供以羊群放牧之需，一方面无限制的资源汲取造成无粮草可供食的状况；另一方面土壤裸露，牧场便逐渐退化变质，形成荒漠。从反向思考，要保证这一片的牧场不退化成荒漠，便要把牧场上的牧羊数控制在100头之内，但现存的土地共有制度中，却没有一种机制和力量能确保牧羊数不超过100头。
进一步思考，一个牧民每增加一头羊，他就会多获得一头羊的收益，而且这个收益不久就会兑现。至于这个牧场上承载的牧羊数量是否达到了临界点，并非是牧民考虑的重点，因为即使超过临界点，牧羊数量的增加会破坏生态的平衡，但这样的后果却要等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显现，此时牧民皆已获得其短期的利益，所以在达成短期利益前，对牧民来说增加牧羊数量并没有现实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个牧场是共有的，即使生态平衡被破坏，牧场质量退化到难以恢复的地步，所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并不需要过度放牧的某一户牧民承担，而是靠这个牧场求生的所有人共同承担。这就是说，对于任一户牧民来说，每增加一头羊所产生的收益归自己所有，而由此所带来的生态成本却要由在牧场中讨生活的每个人承担，由未来承担。据此，我们不难看到一幅图景：每一户牧民都尽其所能的增加牧羊数量，尽其所能的增加放牧的时间。在这一块资源有限的空间里，每一户牧民掠夺式的放牧，在牧民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有我没有你的恶性竞争随之而来。诚如海耶克所言：一个仅仅自私的人变成了一个充满仇恨的人，这才是公地悲剧最可怕的后果。
细细观察台湾近几次的大选或重大的政治事件，无疑不是一个意识型态的公地悲剧，善于操作统独及族群议题的政党或政客，往往都能在选票的收益上能有所斩获，俨然是台湾政治文化的政治正确。然一次又一次的操作，却也深化了政治公共场域的伤口，裂解了人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信任。若族群文化的融合和良善的民主法治就像是政治的公共牧场，政党及政客就像在当中放牧的牧羊人，任一理性的牧羊人都想在政治公共的场域中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从选举来看，也就是为了让自己当选，为了多获得一票的收益，操作台湾意识撕裂族群的方式作为胜选的手段是最为直接且成本无须由本人所负担的。刚开始也许只是短暂的政治性冲突，长期以来食髓知味的持续操作非但连支撑台湾社会的民主草茎被啃食而光，更会致使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信任都消失殆尽，无法再生。逆向的激励致使在政治场域中的政党或政客寻求自我的短期利益，而不管族群融合与良善的民主法治是否已达到无法承载的临界点，即使超过临界点，持续政治意识的操作会破坏政治公共牧地的生态平衡，但这样的后果却往往都是在政党或政策已达成其短期利益之后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且成本并无须由消耗社会文化资产或破坏民主法治的政党或政客所承担，因此在胜选或政策产出前，对于在政治公共牧地求生存的政党或候选人操作爱台湾意识的举动并没有现实上的威胁。进一步言之，如上所述，这个政治的公共牧场非但是所有的政党或政客所共有的，甚至是全民及社会的珍贵资产，然而牧场的生态浩劫与质量退化，其成本并不需要由在当中过度放牧的政党或政客来承担，而是要由全民及社会共同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套用海耶克的话来说：一个仅仅自私的政党或政客，却造就了一个充满仇恨的政治文化和台湾社会。
和谐的社会是人民赖以生活的基础，一个彼此信任的文化更是如此，然而一个和谐的社会文化难以建立却容易毁去。由此可知，公地上的生活不仅致使社会资产无限制的耗费，还使我们的民主法治道德堕落，对于一个理性的政党或政客而言，彷佛在政策及选举议题上凸显爱不爱台湾的议题操作，才是符合政治正确的理性手段。另言之，不操作统独及族群议题的政党或政客，不是不理性，那大概就要归类为神经病了。然而在这一块资源有限的空间里，很明显的目前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或力量防止政客或政党以这种掠夺的方式的汲取选票和认同，这种逆向的激励，是否终究会使台湾的社会导向彼此仇视的政治与文化的荒漠，我想又是一个公地悲剧不可承受之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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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光旭在1999年從台灣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2002年獲得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學位，並於同年考上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班，其有興趣且計畫進一步專攻的領域為新制度論、網絡分析、社會資本理論。他曾於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多次擔任國科會及衛生署的專案研究助理，目前他擔任國立政治大學經濟論文索引資料庫建制計畫的專任研究助理，協助主持人童振源博士進行相關研究及行政工作。更多個人資訊資訊請參考他個人網http://home.pchome.com.tw/personal/ccuh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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