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产品阿，质量很好。”第一句话是对的，第二句话是错误的。产品的质可以很好，产品的量怎么可以很好呢？量只有大小之分，质才有好坏之分阿！这种水平的汉语，根本就是把我们中国古代汉语古典的东西都搞得一塌糊涂了。质（quality）有好坏之分，优劣之分，上下之分；量（quantity）只有大小之分，没有好坏之分的！这个汉语水平太差了！
丁教授已经成为媒体社会学家了。对一些问题不了解，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不要乱加讨论。现在我们可以讲一个产品的质量好，也可以讲一个产品的品质好，讲质量好的人还要多一些，这种变化叫语言的演变。而丁教授对大陆语言的演变知之甚少，竟然在中央财大批评别人汉语水平差。对语言演变规律的探讨，高中一、二年级就已经学过。建议给这位媒体社会学家找一本看看，如果他要学深一点，就得找本专业教材了。

2楼不要不懂装懂！孙冶方也曾经尖锐的批评过“质量”一词的错误使用！
”建议给这位媒体社会学家找一本看看，如果他要学深一点，就得找本专业教材了。”
呵呵，说这话你不觉得脸红吗！！

　　我是有点脸红，因为昨晚要休息了，没有说清楚，让小兄弟误解了。但我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孙治方说过的也不一定对。孙的专业是经济学。你如果说吕淑湘（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说过可能还有一定的权威性。以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这叫专业分工。而用孙的说法应证，从传播学和政治学讲，叫典型泛化。典型泛化，有媒体影响力，可以骗一下外行。
　　语言这东西，是约定俗成后再规范的。质与量单独分开理解，确实如丁教授所言，而且不用他分析也是这个意思，地球人都知道的事。质量成为词后，它的意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楼上的小兄弟有兴趣，可以查阅现代汉语字典，我手头上有一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的，在1494页是这么解释的：质量，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如工程质量，教学质量，这布质量好。这一定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下的。
　　我学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几年，虽学业不成，但这点入门的东西倒不至于外行。
　　当然，我指出丁教授这一点小瑕疵，并不是要否定 他在社会学领域方面取得的成就。只是想说一点，如果一个在一个专业学有所成的学者，当他指点另一个专业领域的研究时，应该首先做最起码的了解。这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楼上的很有风度，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学术探讨就应该这样。

本人也觉得丁教授的批评有些过了，不了解加过分自信。
三楼的是不是有些盲目崇拜了。

丁过分自信，不加调查随意否定别人。

本来，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人民大众所创造、经过专家提炼而逐步完善的。人民大众在日常交往中，不断创造出不少新的用语或概念，其中也有一些是不值得提倡的糟粕，必须经过人民大众、特别是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不断加工，排除糟粕，把其中的精华吸收到本民族的语言中去。解放后我们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语文》杂志有专栏评论报刊上用词不当、语法不通的词句。文学评论家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诗人张光年一九六一年在《关于戏剧语言的杂感》一文中就说过，“把生辟的方言，俚语不加挑选地写到剧本里是不足为法的；为了猎奇把类似‘搞对象’，‘要态度’这些劳动人民的语言糟粕拿到舞台上去推广是应当避免的”
但是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这些可贵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受到了林彪、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全面否定。林彪胡说什么“文法呀，措词呀”。“我没有那个精力去推敲” 。陈伯达叫嚣“中国人怎么还学中国语言”。而他自己却结结巴巴地说不了普通话，讲话要让别人“翻译”(笔者的普通话也说不好，文章也不精炼，不生动活拨，但是笔者是很赞成学点语言学，学点文法和修辞的)。张春桥则说：“讲究语法的文章，语法上是通了，但文章没人要看了。语法学家是从来写不出好文章的。” ③好象他的文章很通，很受读者欢迎似的。在这批蒙昧主义者的毒害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中小学生，文章不通，用词不当，概念混乱成了普遍现象。因此，我们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工作者不仅应当抠一下社会科学的概念，而且应该关心一下语言的规范化。
最近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在一次报告中提出了“排除语言污染、净化祖国语言”的号召。 ④这个号召非常及时。
其实，现在我们的语言和文章不仅如张光年所说的那样，不加选择地吸收了一些劳动人民的语言糟粕，而且我们的文人，学者自己也制造了不少混乱不清的概念、名词，污染人民大众的语言。
例如，质和量，本来是哲学上的两个不同的范畴，概念。量变引起了质变，而质变又促成了量变。这就是哲学上所说的质和量的相互转化。可见质和量是两码事。据我记忆所及，二十年代初，翻译家们因为质和量这两个单音节词读不响亮，于是改成了“质量”和“数量”这两个双音节词。“数量”这个词，意义很明确；但是“质量”这个词，问题就多了。
首先，“质和量”既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概念，现在合成了一个词，那么到底指的是“质”还是“量”，或者是指“质”和“量”的互变呢?一九七九年我们国家为了改进产品的质，搞了一个“质量”月运动。事有凑巧，日本在这时候为了改善产品的质，也搞了一个“品质月”活动。因此，当我们的一个访日经济考察团同日本企业家交换“质量月”和“品质月”的经验的时候，日方就指出了“质量月”这个词的不恰当处。中国人的中国文要由外国人来指正，这也就是否定“抠概念”(或“抠字眼”)得到的报应。
其次，在自然科学中，“质量”这个词是别有一个专门内容的，翻开任何一本辞书，在“质量”这个词条下会告诉我们：这是指量度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它的值需要用一个相当复杂的公式来表达。
但是，现在“质量”这个词已经被工农大众广泛使用，甚至在集市上，也可以经常听到买卖双方在指摘或夸耀某件商品的“质量”如何如何。在过去，工农大众是不这么说的。他们是说某件商品的质地或品质如何、如何。“品质”和“质地”比“质量”精确多了。从这个事例看来，是翻译家、著作家的语言糟粕污染了人民大众的语言。
文人、学者们的概念不清、用字不当影响了人民大众语盲的纯洁性的另一个例子，就是“爱人”这个词。据我的记忆所及，“爱人”一词最初出现，是在“五四”以后的进步知识分子中，特别是青年中间。但是最初仅仅是指还在谈恋爱过程中的男女双方，即所谓“情侣”，即现在所说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可是不久，“爱人”这个词便用来代替“丈夫”和“妻子”这两个词了。于是由原来一个阳性名词和一个阴性名词变成为一个中性名词，“夫妻吵架”可以说成是“两个爱人吵架”了。然而，我们不是用“最可爱的人”来称呼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解放军战士的吗!怎么把他们同“丈夫”和“妻子”混在一个概念中去了呢!
日常语言中概念混淆的另一个例子是把“自豪”说成是“骄傲”。“骄傲”是一个贬义词，“自豪”才是褒义词。毛泽东说过，中国党历史上几次骄傲招致了几次失败。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其中最惨重的一次(但愿也是最后的一次)。但是解放以来，却常听到诸如“党和国家的骄傲”，“民族的骄傲”，或“某某人的骄傲”这样的颂词。始作俑者好象又是我们的翻译家，最初出现在外事场合外宾的祝词中。他们常以“你们党和国家可以引以自豪”这类话来赞扬我们的成就。翻译家常把“自豪”翻译成“骄傲”。后来他们自己也这样说了。记得五十年代曾经有一位精通汉语的外宾就对我说过：你们毛主席不是要大家戒骄戒躁吗?你们怎么又骄傲起来了呢?可是近年来报刊文章甚至正式文件中以骄傲代替自豪的话越来越多了，甚至名家文章也这样写了。幸好这种说法还只限于文字上，口语中还不多见，所以工农大众还没有学会以骄傲为自豪。
我们在上面说过，语言是亿万人民大众创造的。根据“约定俗成”这个原则，一个词既然被群众接受了，我们就得承认它，把新的含义加进去。但是语言学家，文学家以及一切著作家，对于群众中已经流行的、属于糟粕一类的，含义不清甚至概念混淆的“词”，还应该有一个提倡和不提倡的分别。希望我们一切著作家，特别是文学家(因为他们的影响最大)尽量避免这些概念不清的字眼。为此，更希望我们的语文杂志恢复《文章病院》一类的专栏，给这些成问题的词和句治治病，(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去挖苦讥讽中小学生、青年们的文章，这是为鲁迅先生所反对过的。我们也不应该提倡这样做)让我们的民族语言不仅更丰富多采，而且更规范化。
——————孙冶方

关于《语言的演变》

　　　　　　　　　　　　　　　　淅江　洪波


　　吕叔湘先生的《语言的演变》是谈语言的变化发展问题的。文章写得深入浅出，要看懂它并不太难，但是有关这篇课文的一些问题，也有说一说的必要。

　　一、吕叔湘先生与他的《语文常谈》

　　吕叔湘先生（1904－1998），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江苏丹阳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为当前我国最具权威的两部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的学术顾问。他主持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在语言文字应用和语文知识普及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课文节选自吕叔湘先生的《语文常谈》。据作者在序中说：“1964年春天，有一天《文字改革》月刊的编者来看我，问能不能给那个刊物写点有关语言文字的普及性文章。结果就是后来在《文字改革》月刊上分期发表的《语文常谈》。原计划写8篇，可是刊出7篇之后，文化大革命来了，杂志停刊，第8篇也流产了。后来也曾经想把旧稿整理印成一本小书，可是那几年的风气是以不读书为贵，也就迟迟没有着手。最近受到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的督促，才又鼓起劲来修修补补送给出版社，离开最初发表已经16个年头过去了。给这些文章取这么个名字，无非是说，这些文章内容既平淡无奇，行文也没有引经据典，当不起‘概论’、‘基础’之类的美名，叫做‘常谈’比较恰当。”

　　吕先生在《序》中，带着某种遗憾，介绍了这些文章的写作缘由及其所遇到的波折。

　　《语文常谈》是一部讨论汉语常识问题的著作。全书共8章．分别阐述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汉字读音、文字三要素、语句的结构、词义与句义、古今语言变化、方言与普通话、汉字改革与拼音问题。

　　只要读一读《语文常谈》，就会感到，吕先生给这本书取名时不用“概论”、“基础”之类的美名，而用了“常谈”之名，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自谦。

　　这本书虽只有6万多字，但几乎把汉语语言文字方面的理论和知识都涉及到了，给初学语言学理论的人，尤其是我们这样的青年学生了解语言学理论和知识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课文节选自《语文常谈》中的第6篇《古今言殊》一文里的前三部分。这三部分在原文中都有题目，其题目分别是《语言也在变》、《语汇的变化》、《语法、语音的变化》，只有第四部分《从文言到白话》课文没有选入。课文编者对选入课文的那部分内容让吕叔湘先生作了删改。

　　二、语言的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课文告诉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语言总是处于演变之中。

　　这当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作一个深入的了解——

　　其一是，语言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列宁曾经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语言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拉法格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田野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大事件，都在语言上留下印记。”（见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商务印书馆，1978年1版）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们经常使用的语言有皇帝、丞相、太尉、大司马、布衣、庶人、士、薨、山陵崩、箭、戟等等词语，那么我们可以凭这些语言作出判断，这个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到了现在，这些词语当然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一些旧事物消亡了。代表这些旧事物的词语必定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口语中消失，而只保留在文献中或某些书面里。

　　拉法格在他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中还说：“意大利哲学家曾说：‘大部分词都有野蛮的和农村的根源。’正如罗马城中的圆形大理石庙宇永久地体现了拉丁乌姆的野蛮人用树枝和泥土搭成的窝棚一样，任何文明语言中的词都保留着原始人林莽生活的痕迹。”我们现在读《诗经》，对里面的不少篇章，读起来感到比较困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反映当时生活的一些词语，在今天的生活里是早就消失了。于是，我们今天去理解诗经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就感到比较困难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通过“文明语言中的词”所保留着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痕迹，来获得对当时社会的了解。

　　又如，我们古代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反映在语言中的牲畜名称（词语），不仅数量多，区别也很细。据统计，仅《诗经》中，表示马的词就不少于50个（课文中，吕叔湘先生仅举《诗经·鲁颂·駉》中提到的马的名称就有16种）。蒙语至今仍有类似的情况，有众多描写牲畜不同颜色、大小、品种、价值的同语。

　　从称谓来看，一对夫妻，妻子叫丈夫的父母为公公、婆婆，叫得亲热一点的，就仍然叫爸爸、妈妈。然而，假如我们今天去读《谷梁传·柜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父戒之日：谨慎从尔舅之言；母戒之日：谨慎从尔姑之言。”再读唐代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刷深浅入时无了”’就会对“舅”、“姑”这些词感到不好理解。、这里的“舅”、“姑”分别指的是丈夫的父亲与母亲。

　　为何古代的媳妇叫丈夫的父母为“舅”“姑”呢？

　　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规定“同姓不婚”，只有不同姓的两个氏族才可以通婚。两个通婚的父系氏族彼此嫁女，实际上是姑舅结亲：从女方来讲，所嫁氏族的公公，正是母亲的兄弟辈，所以称公公应该称舅；所嫁氏族的婆婆，正是父亲的姐妹辈，所以称婆婆应该称姑。同样道理，女婿称岳父岳母也称舅姑。这种称呼习惯，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直到唐宋仍然保留着。

　　这样的称谓，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古代婚姻制度的一种佐证。

　　其二是，社会变迁也必定会影响语言。

　　解放前，我国工业品大多是靠国外运进来的，于是许多物品都带有一个“洋”字，如洋油、洋布、洋袜、洋线、洋烛、洋火（柴）、洋肥皂、洋铁面盆、洋娃娃等等。后来，解放了，我们逐渐有了自己的产品，这样，“洋油”改叫为“石油”、“煤油”，那些“洋布”之类的“洋”字也没有了。为什么这样“洋”字会没有呢？因为这些国外运进来的东西消失了，代表这种事物的词语在人们的生活中也逐渐被淘汰了。

　　三、吐故纳新是我们对待演变中的语言的正确态度

　　既然语言是在不断地演变的，那么对语言要采取吐故纳新的态度也是应该的了。

　　以《辞海》为例来说，自1979年版三卷本出版之后，1983年出版了《辞海·增补本》。按照大型辞书十年左右修订一次的国际惯例，辞海编辑委员会与上海辞书社对1979年版的《辞海》进行了修订和增补，于1989年出版。之后，又对1989年版的《辞海》作了修订，出版了1999年版的《辞海》，删去了过时的内容（包括词语），增补了新的内容（也包括词语）。

　　《现代汉语词典》的情况，也是如此。自1978年12月第1版出版之后，于1983年1月第2版出版。由于语言在不断演变发展中，所以在1996年7月又出版了修订第3版，2002年义出了增补本。在这个增补本中，收进了不少新出现的词语，如：按揭、暗物质、暗箱操作、扳平、笔友、磁卡、宽带、锁定、双赢、基因芯片，等等。

　　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根据语言的演变情况，及时把新词新义吸收到自己的语言储备中来，才能使自己的语言越来越丰富，使用起来才有可能更自由更贴切更生动。

　　编辑点评：文章介绍了课文的一些背景，陈述了作者对课文相关问题的一些看法，对老师理解课文、备课教课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只是离文本远了点。（刘真福）

摘自：《中学语文园地》2003.3